此必然之道，可不审明之。伤寒之病，逐日浅深，以施方治。今世人伤寒，或始不早治，或治不对病，或日数久淹，困乃告医，医人又不依次第而治之，则不中病，皆宜临时消息制方，无不效也。
大气之运行，五日谓之候，三候谓之气，是十五日得一气也，积六气而成时，积四时而成岁，故四六名二十四气。然气候有应至仍不至，有未应至而至，有至而太过，有至而不去。凡失平气之常，皆成病气之因。其候气之法，当以冬至之后，甲子夜半，为少阳始生（少阳者，稚阳也），未得甲子，而天因温和者，为未至而至；已得甲子，而天未温和，为至而不至；得甲子而天大寒不解，为至而不去；得甲子而天温如盛夏五六月时，此为至而太过也。但气有四时寒暑弛张之异者，非天气之分而为四也，其源则皆出于一气之所生化，由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阴阳既分，则刚柔相摩，动静相召，二气鼓击，变化见矣。阳之半升，则为春之温（温即暖也）：阳之全升，则为夏之暑。阳之半降，则为秋之凉；阳之全降，则为冬之寒。阳气者，喜升而恶抑，故秋冬气降，阳当下伏，屈而欲伸，为忿、为怒，而一阳复始，以冬至后得甲子为少阳之起。圣人以八卦演万有之变，象其动而重之以爻。爻也者，效此者也。冬至之后，一阳爻升，一阴爻降，此地气上腾，以交于天也。夏至之后，一阳气下，一阴气上，此天气下降，以交于地也。《素问?至真大要论》曰：气至，谓之至；气分谓之分。至则气同，分则气异，所谓天地之正纪也。一岁之中，冬夏二至，为天地气交之候，故曰阴阳合也。春秋二分，为天地气异之候，故曰阴阳离也。因阴阳之离合而生交易，因交易之鼓击而生病变，总不外大气之自为出入升降尔。故君子因时之序，春夏以养其阳，秋冬以养其阴。使气得泄，以缓其形，所以条舒百脉而养阳也；无泄皮肤，以固其外，所以合藏精气而养阴也。随气交之阖辟，顺天地之刚柔，此君子所以合四时之序也。小人劳役于寒暑之中，触冒贼邪，必婴暴疹，（婴之为言触也，疹为言疾也），病而即发者，须知寒毒暑烈之气，留在何经，而发何病，必详而取之，以求见病之源。更有病不即发，如春伤于风，夏为飧泄；夏伤于暑，秋必病疟；秋伤于湿，冬必咳嗽；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之类。亦应察四时令气之伏，考蓄邪变病之由（秋伤于温，为肺行收令，于时阳气在合，金将胜火，湿气及体，燥束其湿，病伏于秋，至冬寒冰冽，外内合邪，乃为咳嗽，若秋伤于燥，当感而即病，不待至冬而发，若属燥邪内伏，则又当为温病，不为咳嗽也。后贤有以秋伤于湿，疑经文之误者，未之思矣）。凡此皆必然之道，学者宜审思明辨，乃能洞见病机，临诊无五过四失之咎。至若伤寒为病，变化最速，传经合并，逐日浅深，非相体权衡，以施方治，断难期桴鼓相应之效。今世人不晓利害，或始不早治，或治不对病，或日数久淹，病困乃以告医，迁延已成坏病。医人又不晓邪传次第，而妄治之，则药不中病。皆宜临时消息制方，详审病情，于一药铢两之进退，悉求与脉证盖函印合，则治无不效者已。呜呼，自禁方盛而诊道熄，数千年来，家技自矜之秘，皆验方之传习而已，乃于本论活法一贯之书，亦有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之论，盖诊道之不明久矣。
又土地温凉，高下不同，物性刚柔，飧居亦异，是故黄帝兴四方之间，岐伯举四治之能，以训后贤，开其未悟者。临病之工，宜须两审也。
此示方宜异治之未可固执，亦犹运气之推步难以尽验也。盖土地温凉，因原陵高下而不同；物性刚柔，缘南北飧居以各异。是故黄帝兴四方之问，岐伯举四治之能。以东方之域，海滨傍水，其民食鱼而嗜咸。鱼者，热中而发疮；盐者，胜血而作渴。故其民黑色束理，其病多为痈疡，其治则宜砭石。西方之域，沙石之处，其民陵居而多风，水土刚强，不衣而褐荐，饮食脂肥，血气充实，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北方之域，风寒冰冽，地高陵居，其民野处而乳食，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焫。南方之域，地下水土弱，雾露之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胕，致理而赤色，其病多挛痹，其治宜微针。惟中央地平以湿，气候温和，其民食杂而不劳，病多痿厥寒热，治宜导引按蹺。故圣人杂合以治，各得所宜。此明五方风土有燥、湿、寒、温之异，而治法亦分针砭、灸焫、毒药、导引之殊也。但风土虽异，而平脉辨证一贯之道，不因方域而异，未有得如是脉，见如是证，诊南人则当温补，治北人而当凉泻者。故风土不同，惟时行瘴疠，及独发之病为然耳。至夫平辨制方之法，则固放诸四海而无不合也。师既曰：以训后贤，开其未悟。
而又曰：临病之工，宜须两审。则所以语上语下之旨，悉在是矣（譬之气候燥热之地，自多燥热之病；气候寒湿之地，自多寒湿之病。但脉证则决不因风土而殊，断无同一脉证，见诸南方，则当从寒湿而断，治宜温散，而见诸北方，则当从燥热而断，治宜凉泻者。若果如此，则又无所谓诊道矣。
流俗之弊，各方皆有禁药，如大江以南，畏麻、桂、姜、附如鸩毒，病之当温补者，至瞑目不肯一试，良可太息。即时令之变，虽盛夏亦有中寒，严冬亦有伏热，而俗医但知春温夏暑，百病一例，至谓夏令中寒为阴暑者，更可怪也）。
凡伤于寒，传经（通行本缺此二字）则为病热，热虽甚不死，若两感于寒而病者，多（通行本误作必）死。
《素》、《灵》之书，虽传自邃古，而辞理错简，代有增益，今所流通，惟唐王冰注本最古，其所加字，久已朱墨不分，莫由窥张公秘本之旧，欲上溯以求岐黄授受之真，更无论矣。故自《内经》以热论混于伤寒，后贤更误以序例为叔和伪作，反议叔和混伤寒于热病，虽古义流传，有传经为热之语，乃所以传经之义，化热之由，世莫能晓。或乃立循经、越经、表里诸传之名，自矜补长沙未备之法，或更误以为经气传而病气不传，其说愈纷，其旨愈晦，遂成千载聚讼之的，而伤寒传经之本义，益支离矣。盖百病之生，皆有传化干移之变，非六经循序以计日相传也，即伤寒之证，亦不必感而即传，其转属合并之变，或由体秉之殊，或由方治之误，而成坏病，谓之传变则可，亦不得谓之传经。
盖六气为病，惟伤寒有传经之证，余五气则但有干移合并而已。即伤寒分手足十二经，亦惟邪中于足经者则传，中于手经者则不传。四时皆有感寒之证，惟霜降以后，至春分以前，感而即病者，乃有伤寒传经之病。故伤寒经病者（五字成名）又伤寒中之一病耳，其始起于太阳，日传一经，六日六经，计日不爽，经尽而复出之阳，则病解而渐愈。邪气内陷，入府及藏者，多死。古以传经之病，证具壮热，无论传至何经，始终皆见热证，且举凡热证，亦未有如此其急者。今《素问?热论》一篇，大旨皆明伤寒传经之义，乃年移代革，脱简讹谬，不曰伤寒传经病者，皆热病之类似，乃曰：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自尔相沿，举世不辨伤寒、热病之异，而凡《内经》所举热病之条，又无不曰法当得汗而解，此非先圣之误，盖授学之失真也。是知古说之讹，在误以热病为伤寒。唐宋以后，则误以伤寒为热病。后贤不明此旨，复以伤寒传经之病，证不常有，即有之世亦莫辨，又皆混于湿热，误治以死。遂又以为伤寒病不传经，甚乃更矜新奇，创温病六经相传之治（清黄氏元御，本刘松峰之说疫，立六经温病治法），而轩岐长沙之旨，两失之矣。
夫伤寒传经之为病也，乃由寒热相争，阴阳鼓击，故使然耳。初由严寒伤于太阳，而其人府阳素盛（此指六府之阳），寒邪与内热相争，寒之性为水，阳之性为火，阳盛即火盛，水火并争，斯化熏蒸之气，而成寒热相搏之变，外寒内热，各不相负，势必急而且热，故冲激之邪，不可遏止，必循人身经气之道路，而为传行，邪急则脉亦急数，由形层之次第，自浅入深，日传一经，邪不解则传亦不止，虽传遍六经，无不皆见热证。此乃传经为化热，非以热病而传经也。凡万有动力之生，莫不由阴阳水火之鼓击，不独传经化热之理为然也。是以伤寒传经，虽证具壮热，而病因则外起于寒，寒为外至之邪，热乃府阳之盛，故邪未离经（离经者，邪离其本经也）必须汗解而壮热始退。至热病、温病，则邪不在表，决无当汗之法，若果热气传经，则热入当手太阳（小肠经也）先受，转及心主，断不循六经次第而传。又热气所中，无两邪相争之势，则行亦不速，且热邪及体，若其人府阳盛者，则两热相合，病热愈甚，亦决无类似伤寒壮热恶寒无汗之象。若藏阴盛者，入则消除，藏阴半盛者，入则两邪交错，变为寒热错杂。府阳半盛者，入则停留或移，内外上下左右，皆可发生热病。总之热气之为病，证象无论轻重，决无时时传变，一日二日，病状相去千里者。故六气虽各能侵犯十二经，但非伤寒，则必无传经之候耳。传经之治不误，亦少死证，故曰热虽盛不死。所谓其死，皆以六七日之间者，此盖谓两感证也。两感证为难治，然亦不必尽死，故曰多死。《内经》所谓未满三日可汗，已满三日可汗下者，亦聊示阴阳表里之概，临病仍当平脉辨证，随时消息，若竟以一日在皮，二日在肤，三日在肌，四日在胸，五日在腹，六日入胃，为计日施治之法，则与西学之不辨虚实，但以冰清退热者何异。本论之作，其所以继往开来，贤于轩岐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