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末，北方新興起的蒙古國大舉南犯時，宋理宗一伙竟然忘記了當年宋金「海上之盟」的教訓，如今又與蒙古結盟，約夾攻金。據金史卷十八哀宗本紀記載：天興二年(一二三三年)八月「大元使王檝諭宋還，宋以軍護其行，青山招撫盧進得邏使言以聞，上為之懼」。當時，獲悉宋與蒙古結盟，嚇得「驚悸無人色」的金哀宗，連忙遣使向宋朝致意云：「大元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唇亡齒寒，自然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為我者亦為彼也。」道理盡管如此顯而易見，結果宋朝仍是與蒙古結盟而拒絕了金的請求。這一年裏，金哀宗被蒙古軍攻擊，由開封逃到歸德，後又逃到蔡州。最後南宋應蒙古之約出兵夾攻，終于在一二三四年攻破蔡州，金哀宗為亂兵所殺。
金亡之後，昏憒到喪失理智程度的南宋統治集團，竟然幻想乘機恢復中原，這何異于虎口拔牙!結果終因受蒙古軍所阻，慘遭失敗。此後，南宋在江、淮之間和四川方面就一直受到蒙古軍的攻擊。所以，即便是淳祐間葉隆禮中進士并開始做官之後馬上着手撰次此書，也已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海上之盟」的滑稽戲又已重演之後，此時舊事重提，即使有供統治者借鑒之意，也已是「馬後炮」了。何况成書及刊行的時間，又很可能是入元之後呢？因此，我覺得要考察葉隆禮撰寫此書的宗旨，重點不應從遼宋之交的史實求之，值得注意的倒是遼末一段。書中對蕭奉先、李儼等迎合天祚而誤國的權臣，痛加斥責。契丹國志卷十九「論曰」：
亡契丹者，蕭奉先、李儼亡之也，非女真也。夫國之盛衰，視柄國之臣何如耳。天祚荒淫，委政后族，惑于奉先、儼之欺蔽，阿骨打不當信而信之，晉王不當害而害之，夾山之禍有自來矣。舉二百餘年之基業，一朝而覆之，奸諛之誤國，其明效大驗，至此極也。悲夫!
南宋末年，權臣賈似道誤國的歷史為葉隆禮所親歷。所以，我們如果把他針對遼朝的興亡所發表的這番議論，看作是一個國破家亡的宋朝「遺老」在痛定思痛之後發出的感慨，當不能謂無據。
二
關于契丹國志一書的史料價值，蘇天爵滋溪文稿卷二十五三史質疑適園叢書本。持一筆抹煞的態度，他說：
葉隆禮、宇文懋昭為遼、金國志，皆不及見國史，其說多得于傳聞。蓋遼、金末，稗官小說，中間失實甚多，至如建元、加號、傳次、征伐及將相名字往往杜撰，絕不可信。
然而，蘇天爵所論之所以不能為人們信服，則正在于他把話說絕了。契丹國志所記遼代史事，固然不乏秕謬，但是正如四庫提要所說：此書中「諸家目錄所載遼庭須知、使遼圖鈔、遼遺事、契丹疆宇圖、契丹事迹諸書，隆禮時尚未盡佚，故所錄亦頗有可據」。這種評論，顯然是公允的。因此，從事遼史研究是不當忽視這部書的史料價值的。歸結起來，至少可以有這樣兩點：一是可補證遼史之缺誤，二是可考見遼史的資料來源。
上引四庫提要指出：「道宗壽隆紀年，此書實作壽昌，與遼世所遺碑刻之文并合，可以證遼史之誤。」這類事例，在書中還可以找到。如李胡，遼史本傳云：「統和中追諡欽順皇帝。」滿洲金石志卷二宣徽南院使韓橁墓志中有「壽昌恭順昭簡皇帝」不解其何許人。羅福頤先生于該墓志後附案語云：
壽昌恭順昭簡皇帝當是太祖第三子李胡，傳亦只稱「統和中追諡欽順皇帝」，脫「壽昌昭簡」之文。「恭順」作「欽順」者，蓋金人修史時避章宗父允恭諱所改，元人因襲，未遑訂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