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嘉錫先生四庫提要辨證卷五，對宋詩紀事中的葉隆禮小傳所依據的宋人記載，考證甚詳，并云厲氏為隆禮所作小傳「無一字無來歷也」。既然如此，所謂「進書表」之真偽，就大可懷疑了。「進書表」末署「淳熙七年三月日秘書丞臣葉隆禮上表」。這也即提要所云「歷官秘書丞」及「書為奉孝宗敕所撰」的依據。既然淳熙七年(一一八○年)隆禮已為秘書丞，又何待六十七年後(淳祐七年)始進士及第呢？余嘉錫先生既以肯定厲氏小傳「無一字無來歷」，却又在同書同卷中說：「表末淳熙七年，乃咸淳七年之誤，則不可知耳。」查契丹國志乾隆五十八年承恩堂刊本及掃葉山房本所載「進書表」年號均作「淳熙」，而且提要既云「書為奉孝宗敕所撰」，這說明當年四庫館臣所見諸善本所書年號亦復如是。因此，所謂「淳熙」系「咸淳」之誤說，恐難成立，而最大的可能性，就是這個「進書表」本為他人作偽之產物。
余嘉錫先生考證葉隆禮事迹已詳，現僅補充兩點。吳廷燮編的南宋制撫年表「兩浙西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知杭州臨安府或鎮江府，領臨安、平江、鎮江、嘉興四府、安吉、常、嚴三州、江陽一軍」條云：開慶元年(一二五九年)「十一月十一日葉隆禮以兩浙轉運判官兼知，景定元年，葉隆禮」。同書「兩浙東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知越州紹興府，領紹興、慶元、臨安三府婺、台、衢、處四州」條下又云：「景定元年，葉隆禮。臨安志：三月六日自臨安改知紹興；會稽續志四月十六日任，代夢祥。」開慶元年之次年即改元景定，皆系理宗在位期間，此間隆禮歷官，當視為與厲氏小傳相合。
總之，葉隆禮確系南宋末年人，而且其事約略可以考見。其書不見于陳振孫書錄題解及宋史藝文志著錄，上引四庫提要辨證且云：「(元)袁桷清容集卷四十一有修遼金宋史搜訪遺書條列事狀一篇，所列遺書凡一百四十餘種，尚無此書，可見元初未行于世。」但蘇天爵滋溪文稿卷二十五三史質疑中已論及此書，詳見後。千頃堂書目卷三亦著錄此書，且注為元人葉隆禮所撰。隆禮自淳祐七年進士及第，下逮南宋滅亡－－祥興二年(一二七九年)才三十二年，如果隆禮中進士時為二十幾歲，至此時，也不過五十餘，因此入元之後撰次此書是完全可能的。然而余嘉錫先生却根本懷疑此書為隆禮所撰，他在上引四庫提要辨證卷五中說：
夫隆禮之書，既系奉敕撰集，且嘗表奏進御，則立言之間當倍極恭慎，乃其書法竟或內遼而外宋，宜非當時臣子之所敢為，疑是後人所偽撰，假隆禮之名以行。
其實「進書表」純系作偽產物，已如上述，因此，所謂「嘗表奏進御」之事，亦系子虛烏有。而且隆禮編纂此書是在入元以後－－至少是入元後始公諸于世，因此「內遼而外宋」，固已無妨。
前人有不考此書撰次時間，僅據「進書表」所屬年月，即對作者之宗旨妄加推測者。如錢曾讀書敏求記卷二云：
隆禮書法謹嚴，筆力詳贍，洵有良史之風。具載兩國誓書及南北通使禮物，蓋深有慨于「海上之盟」，使讀者尋其意于言外耳。棄祖宗之宿好，結虎狼之新歡，自撤籬樊，孰當扞蔽？青城之禍，詳其流毒，實有隱痛焉。存遼以障金，此則隆禮之志也。至夷契丹為國，不史而志之，其尊本朝也至矣。予特表而出之。
掃葉山房本契丹國志前有校刊者席世臣寫的序，亦重復錢氏的說法?進一步予以引申。序中寫道：
至于宋遼之交，尤多微意。若澶淵誓書、關南誓書、地界之議、禮物之數，皆詳載無遺。蓋宋徽宗之約金攻遼，釁起於趙良嗣，禍成于童貫、蔡攸，權其曲直，責有所歸。隆禮不敢顯言之，故備陳舊典，以戒前車。
如依「進書表」所屬，此書成于淳熙七年，這一年正值金世宗大定二十年，金正是號稱「小堯舜」的盛世，北方蒙古尚未興起，此時備陳宋徽宗約金攻遼一段歷史，如何會含有「以戒前車」之微意呢？顯然錢曾和席世臣連基本史實亦未考察，僅因考慮到孝宗淳熙年間是值南宋與蒙古結盟夾攻金朝之前，于是就對此書寫作的宗旨作了上述推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