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司徒》："凡建邦国，以土圭正其地而制其域。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半参之一。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参之一。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职方氏》："凡邦国，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则四公，方四百里则六侯，方三百里则十一伯，方二百里则二十五子，方百里则百男，以周知天下。"
《尚书
武成》："列爵惟五，分土惟三。"
《孟子
万章》，北宫錡问周室班爵禄，孟子曰："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达於天子，附於诸侯，曰附庸。"
《左传》：子产曰："天子之地一圻，列国一同。"
唐氏曰："学者见《大司徒》建邦国封疆与《武成》分土之等《孟子》班禄之制不合，因谓《周礼》非周公之制。为《周礼》者又强为之说曰：'周九州之界方七千里，周公变商汤之制，虽小国地皆方百里。'是皆未深考之耳。《费誓》曰：'鲁人三郊三遂。'左氏曰：'成国不过半天子之军。诸侯之大者，三军可也。'然则大国三军，出於三郊，三遂副之，周制然矣。《牧誓》曰：'武王戎车三百两，虎贲三百人。御事，司徒、司马、司空。'然则大国三军，三卿为之帅，一军之戎车百二十五乘，商制然矣。商周诸侯之军制既同，分土之制安得而异？周之九服即禹之五服，乌睹所谓七千里者？周公相武王灭国者五十，而所立七十一国，分土之制遽过於商。大者二十四倍，小者犹三倍，何所容之？後儒不能通，则曰是兼附庸。诚是也，抑不思百里之地，提封万井，三分去一，为六万夫之地，悉以家一人率之，为兵六万，尚不足三郊三遂七万五千人之数，为车六百乘，亦不足千乘之数。所谓园廛、宅田、士田、贾田、官田、赏田、牛田、牧田，与卿大夫公子弟之采邑，於何容之？家既役其一人百亩，又征其什二，他无馀地，车辇马牛干戈之属，於何出之？百亩之分，以中农计之，足食七人，什取其一，则十夫而食七人。古庶人在官次等之禄也。六万夫之税，足当中农夫六千人而已，三乡之吏九千四百六十人，於何给之？尚未言三遂之吏与其百官之众，府史胥徒之禄，宗庙朝廷之礼，王国之朝贡，四邻之邦交，於何取用也？百里之地不足为公侯之国，明甚。况七十里止二万九千四百夫之地，五十里止一万五千夫之地，其不能为诸侯之国，抑又明矣。然则子产、孟子之言非欤？曰：二子何可非也！抑古人之为言，省文而互见，详而考之，未有不合者。古之为国，有军有赋。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此军也，出於国之郊者也。天子万乘，诸侯千乘，此赋也，出於成国者也。自军言之，则方百里而具三军，方七十里而具二军，方五十里而具一军，推而上之，方二百里而具六军。自赋言之，则方千里而具万乘，二百一十里而具千乘。通军与赋而言之，则方千里者，为兵车万九百乘。推而下之，方百里者，为方五十里者四，五十里具一军，又五十里者为一遂，合为兵车二百五十乘。馀方五十里者一，定出赋五十乘。军赋合三百乘，男之国也。由是推而上之，七十里而具二军，又七十里而具二遂，略当一同，合为兵车五百乘，加一同，定出赋百乘，军赋合六百乘，伯之国也。百里而具三军，又百里而具三遂，合为兵车七百五十乘，加二同有半，定出赋二百五十乘，军赋合千乘，公之国也。伯二同，则方百四十一里。公四同有半，则方二百一十一里。子下同於男，侯上同於公。是谓分土惟三。自是而外，则附庸也。山川也，土田也，虽未必皆其所有，皆在封疆之内矣。今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此附庸在封疆之证也。'居常与许，复周公之宇'，此土田在封疆之证也。'奄有龟蒙，遂荒大东。奄有凫绎，遂荒徐宅'，此山川在封疆之证也。封疆之内，附庸、山川、土田皆在焉。然皆非出军制赋之壤，故地方七百里而止於革车千乘，则举封疆而言。虽七百里犹可，而况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百里乎？故於天子言千里者，兼军赋而言之；於诸侯言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独举军制而言也。於天子言万乘者，以赋法通率也。於诸侯言千乘者，兼军赋而言也。於诸公言五百里，诸侯言四百里，伯言三百里，子言二百里者，包山川、土田、附庸於封疆也。於诸男言百里者，独举其出军赋之封疆也。凡此者皆省文而互见，若异而相通，何尝纤毫牴牾哉？且先王之於诸侯，岂其封疆一定而遂无所劝惩哉？公之地锡之山川、土田、附庸，合五百里而止，侯伯子亦然。男之百里所自有，有庆而益以地，则岂以百里为拘哉？存男之百里，以见自有之封疆耳。公侯伯子庆而益，责而削，皆在封疆之中矣，此周公之定制。而成王广鲁以七百里，则广周公云尔，非周公之制所得而拘也。於齐有赐履焉，於卫有封畛土略焉，於韩侯有奄受北国焉。山川、土田、附庸，或得其全，或得其偏，皆封疆之数也。与《武成》、《孟子》之言盖相表里矣。然则其食者半，三之一，四之一，诸儒之说孰是乎？曰：皆非也。郑司农谓所食租税之数，男適五十里，是大国贡轻，小国贡重也。郑康成谓公以一易，侯伯以再易，子男以三易。是大国土沃，而小国土瘠九等。自不易至再易而止，未有三易者，岂诸侯之地皆无不易者哉？康成之说既不通司农之说，又倒置轻大而重小，是侮弱而畏强也。岂所谓'裒多益寡，称物平施'，'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者哉？子产曰：'先王班贡，轻重以列，列尊贡重，甸服也。'甸非侯甸之甸，乃祭公所谓邦内甸服也。畿外诸侯则列尊贡重矣，公半，侯伯三之一，子男四之一，不亦尊重而卑轻乎？康成曰'大国贡重正之也，小国贡轻字之也'，其意是矣。柰何以一易、再易、三易为说也？授之沃壤而贡重，予之瘠上而贡轻，是乃適当然，乌在其为正之、字之哉？当以王食其半、三之一、四之一为正，然王食岂尽取其所税哉？诸侯以什一取民，王又以十一取诸侯，则四之一者，是乃四十之一耳。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於其什一之中概取其二焉。此甸服之所以列卑贡重欤？《职方氏》七伯当为什一伯，注说为是。"
陈氏《礼书》曰："夫列爵惟五，所以称其德；分土惟三，所以等其功。德异而功有所同，故公侯之地同於百里，子男之地同於五十里。地同而附庸有所异，故诸公之地方五百里，诸侯之地方四百里，诸伯之地方三百里，诸子之地方二百里，诸男之地方百里。盖三等之地，正封也；五等之附庸，广封也。正封则尺地莫非其土，一民莫非其臣。尊者嫌於盛而无所屈卑者，嫌於削而无所立，故公之地必下而从侯，男之地必上而从子。至於广封，则欲上之政令，有所统而不烦；下之职贡，有所附而不费。又非诸侯得以擅之也。而尊者不嫌於太多，卑者不嫌於太寡，故公之地必五百里而异於侯，男之地止百里而异於子也。"
《朱氏语录》曰："向来君举进《制度说》，《周礼》封疆方五百里，是周围五百里，径只百二十五里；方四百里，径只百里；方三百里，径只七十五里；方二百里，径只五十里；方百里者，径只二十五里。有奇其说，与《王制》等语相合。然本文方千里之地以封公则四，公以封侯则六，侯以封伯则七，伯以封子则二十五，子以封男则百。男其地已有定数，此说如何可通？况男国二十五里之小，则国君即今之一耆长耳，何以为国君？"
按：诸侯分封受地之多寡，《周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