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间，嘉靖帝下令，称生父兴献帝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其生母为“本生母章圣皇太后”。为此，礼部尚书汪俊求去，嘉靖帝不让他平白“致仕”，切责后罢其官职。
由南京而来的张璁、桂萼二人行至半途，见到诏书后，又起新点子，认为诏书内有“本生”的字眼是礼部官员阴谋，佯为亲尊，实则疏远，应该直接称嘉靖帝生父为“皇考”，前面不宜带“本生”二字的帽子。嘉靖帝认为他们说的很对，按章修改，去掉“本生”二字。廷中众臣闻言，深恶桂、张两人小人多事，纷纷扬言说二人入北京后要杀掉他们。这两个书生闻言，入北京后就装病，不敢出门，怕被群臣当众殴打。
吏部尚书乔宇、杨慎（大学士杨廷和之子）等人纷纷上言，劝嘉靖帝罢免张璁、桂萼二人以平息“邪说”，结果，皇帝反其道而行之，任张、桂二人为翰林学士，切责乔宇、杨慎等人。
张璁、桂萼二人得到新官职后，益加肆无忌惮，忙不迭上疏言“大礼”，有十三条之多，均为嘉靖帝采纳，并命礼部官员施行。
激于义愤，杨慎在下朝后对群臣讲：“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大家纷纷响应，几百人一齐跪在左顺门，还有不少人边大哭边高叫“高皇帝”、“孝宗皇帝”，声达内殿。这一来，惹得嘉靖帝暴怒，命司礼监宦官把哭宫的所有大臣名字全部记上，然后命锦衣卫按名逮人，第一天就把一百四十三人下狱，其余八十六人待罪。拷讯之后，下令杖罚五品以下官员，编修王相等十七个人被活活打死，并把杨慎等人谪贬远荒之地。十月，嘉靖帝下诏改称明孝宗为“皇伯考”，布诏天下，还准备把他生父兴献帝的灵寝迁入北京，有官员劝说“帝魄不可轻动”，这才没有搬动死人入京。
可叹的是，杨慎当时三十出头正当年，此人浊世翩翩佳公子，是正德六年状元郎，中举时年仅二十四岁。由于带领群臣哭宫，他被杖打后，又由嘉靖帝下旨贬往云南永昌卫。偏偏倒霉的是，杨公子赶上这位嘉靖皇帝寿数长，在位四十年，瘴山雾水凄凉地，三十六年弃置身。杨爷这一流就是几十年光景，嘉靖三十八年死于贬所。这位十一岁即能诗的大才子，一生创作诗歌二千多首，并著有诗歌评论名著《升庵诗话》。古稀之年，本来回家探亲想在四川老家多呆些时日，杨爷竟被“劳改局”官员派人强押回云南，凄沧之余，他作《六月十四日病中感怀诗》：“七十余生已白头，明明律例许归休。归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为滇海囚”。郁恨之余，病死异乡。
嘉靖四年（1525年），嘉靖帝在皇宫内为其生父“兴献帝”立“世庙”，迎其神位于观德殿。此时，群臣因高压反对意见日稀，纷纷表贺，并献《世庙乐章》。又过了三年，《明伦大典》撰成。始作俑者张璁被封为谨身殿大学士，由太子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平时奋斗几十年才能当上首辅，由于他首议“大礼”，六、七年功夫就窜至权力的顶端。
“大礼仪”之争，如果书生气地讲，实则是当时居主导地位的程朱理学正统派与王阳明“新学”之间的较量。以杨廷和、杨慎父子所代表的旧臣集团以程朱道学为宗，强调“义理”，而王阳明学派主张“天理”，应向“人心”和“人情”倾斜，把“理”拉向“气”。但从当时实际来讲，旧臣一派虽然理论僵化并有不近人情之处，但多正人君子，非为谋已谋身；张璁一派虽近“情”，但多是见利忘义贪图官爵的小人，（王阳明当时还活着，张璁一派的席书、方献夫等人均是他的学生辈，但王先生深知官场险恶，并未对“大礼仪”明确表态）。就事论事，张璁在“大礼仪”问题上起了一个坏头，这个人日后表现多有善举，刚明果敢，廉洁自律，罢休天下各地镇守的宦官，重新清理贵族豪强隐匿的土地，拒腐反贪，干过不少好事。所以说，历史上的个人，极难以“好”“坏”加以绝对性区分。
而且，张璁当时举人出身，总让人误觉得他是青年才俊，其实老哥们时年已经快五十岁了，是个七考不中的倒霉蛋。日暮途穷，潦倒的中年知识分子投机取巧，也在情理之中。而那位与他臭味相投一同钻营的桂萼，也是官场蹭蹬多年不受人待见的中年人，怨恨之火中烧，很想搏一把以出人头第。有一点要说明的是，张璁为人善钻营，日后又觉自己名字中的“璁”与皇帝名字“厚璁”犯讳，主动要求改名。嘉靖皇帝大喜，钦赐其名为“孚敬”，字茂恭，所以，读明朝史有时看到张孚敬，其实那个人就是张璁。
交待了“大礼仪”，就该讲严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