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娇红记》的作者孟称舜，字子君，又字子适，或作子塞。明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生卒年不说。他的戏剧创作活动主要在明末天启、崇祯年间。除《娇红记》外，他还撰有《贞文记》、《二胥记》两种传奇和《人面桃花》等六种杂剧。他所编的《古今名剧合选》收入元明两代的杂剧五十六种，对元明杂剧的整理刊布作了有益的工作。
《娇红记》所写的王娇娘和申纯的爱情故事，在民间早有流传，曾被编写成小说和杂剧。显然，孟称舜是在这一基础上写成的《娇红记》，并加以丰富和发展的。
《娇红记》所表现的男女青年争取婚姻自由的主题，在元明间的戏曲中曾被反复表现过。但是，《娇红记》没有停留在它以前的爱情作品已达到的高度，无论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或反映现实的深度上，它都有其自身的特点，闪烁着新的思想的光辉。
娇娘是作者着力歌颂的主要人物。她的性格特征，首先表现在她不同于那些在封建礼教重压下逆来顺受的软弱少女，而是竭力思考婚姻恋爱各方面的问题，形成了自己的恋爱观。她清醒地看到封建婚姻给广大青年造成的痛苦：“婚姻儿怎自由，好事常差谬。多少佳人错配了鸳鸯偶。”因而决不愿再蹈“古来多少佳人，匹配匪才，郁郁而终”和覆辙，主动选择了一条自己的道路：“与其悔之于后，岂若择之于始。”她强调“择”应是“自择”。她对“卓文君之自求良偶”大加赞佩，认为“人生大幸，无过于斯”。娇娘还进一步提出了选择爱人的标准。她蔑视不学无术的纨袴子弟，也不要那些朝三暮四、轻薄无行的文人才士；她理想中的配偶是能够和她“死共穴、生同舍”的“同心子”。她认为能和这样的爱人结合，好使“身葬荒丘，情种来世，亦所不恨”。这一“同心子”的婚姻标准的提出值得我们重视，它把《西厢记》提出的，为以后许多爱情作品承袭的“郎才女貌”的婚姻标准，大大推进了一步，其实质是追求建立在共同思想基础上的爱情，带有较浓厚的现代性爱的色彩。娇娘的进步恋爱观的出现，提示了封建社会后期妇女的进一步觉醒，表明她们反对封建礼教束缚，希望主动掌握自己命运这一民主要求的增强。
然而，娇娘的爱情理想并没有得以实现的现实可能性，美好的愿望和残酷的现实之间构成了悲剧性的冲突，规定了娇娘的悲剧命运。但是，真正成功的悲剧人物，决不是匍匐在恶势力脚下的羔羊，正是在和恶势力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中，他们的性格迸发出耀眼夺目的光彩。娇娘经过私利的试探、考验，经历了种种误会和猜疑之后，终于和申纯从形体的倾慕进而到心灵的共鸣，她认定申纯是能和她白头相守的“同心子”，就毅然“全不顾礼法相差”，勇敢地和申纯结合。这与帅公子空虚的灵魂，卑下的品格，和只为满足兽欲而毫无爱情可言的性爱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作为娇娘的情人，申纯的形象也是很可爱的。他对爱情执着，不性困难和曲折。然而，申纯形象的主要特征，乃是在他的世界观中，明确地把婚姻恋爱放在科举功名之上。他说：“我不怕功名两字无，只怕姻缘一世虚。”他后来被迫应考，也只是把科举作为获得爱情的手段。因而，当他和娇娘的爱情受到摧残时，他毅然抛弃科举及第的“光辉”前程，和娇娘双双殉情。这种轻功名、重爱情的叛逆思想，和娇娘叛逆礼教的精神，本质上是一致的，他不愧是娇娘的“同心子”。《娇红记》之前的爱情作品，例如《西厢记》、《牡丹亭》，他们的主人公虽也在婚姻上背叛礼教，但对功名，则大都采取热衷的态度。而申纯在这点上，认识却能高于他们。这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青年知识分子对现实认识的不断深化和觉醒。通过申纯这一形象，我们已可隐约窥见《红楼梦》的男主人公贾宝玉的雏形。
娇娘和申纯形象的出现，是明代后期封建经济中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意识形态领域里左派王学倡导个性解放，以及市民阶层壮大，他们反封建的要求不断加强这一社会现实在文学中的反映；也显示了随着时代的发展，作家对爱情问题的认识在逐渐深化。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曾详细论述了与新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现代性爱的特点，指出这种以“所爱者的互爱为前提”的爱情，其强烈之程度，往往使相爱的双方为此会出生命。娇娘和申纯的“同心子”的爱情，正体现了这种现代性爱的特点。娇娘“自择佳配”的要求，与杜丽娘“花花草草由人恋”的要求一脉相承；而其与“同心子”结合的进步恋爱观，则给予它以后的伟大爱情作品《红楼梦》以影响。《红楼梦》所描写的宝黛的爱情，正是建立在背叛封建仕途经济这一“同心”的基础上。因而我们可以认为，《娇红记》是介于《牡丹亭》与《红楼梦》之间的过渡作品，通过它，可以看到我国古代爱情作品中反封建的优秀传统是怎样被继承着、发展着、光大着。
《娇红记》是一部成功的现实主义作品。作者运用现实主义手法，将封建社会中在婚姻问题上大量存在的矛盾和客观的力量对比加以集中概括，把娇、申争取婚姻自由的斗争和帅公子的逼婚这两条线交织在一起，展开了悲剧性的冲突。作者努力刻画娇娘和申纯的崇高理想，优美的内心世界和横溢的才华，并将其与不学无术、荒淫无耻的帅公子进行对比，突出了两种不同性爱观的尖锐对立。随着娇、申爱情的发展，他们和封建势力的矛盾也一步步激化，最后他们殉情而死，把悲剧冲突推向高潮。这些现实主义描绘，深刻地揭示了当时在婚姻上存在的巨大矛盾，控诉了封建社会对青年美好愿望的扼杀，具有感发人心的巨大艺术力量。在舞台关目的安排上，作者善于从实境实情出发，把握人物在特定环境下的心情，通过细腻的心理描绘，揭示人物的精神面貌。例如“生离”出里，王文瑞将娇娘许嫁帅公子，申纯被迫离开王家。申纯向王文瑞辞别，娇娘暗上偷觑，当她和申纯的目光相遇时，她控制不住内心的悲痛，掩面暗泣，而当王文瑞唤她与申纯相别时，她却掩泪急下，再催也不出来。在这过程中，娇娘没有一句唱词或道白，但观众却完全可以感受到她内心的巨大悲痛，真有“此时无声胜有声”之妙。《娇红记》这些现实主义描绘，深受《会真记》、《西厢记》等作品的影响，反映了《牡丹亭》之后，爱情作品从浪漫主认到现实主义的发展。
《娇红记》的曲辞具有浓郁的悲剧色彩。为表现主人公的强烈的反抗性格，作者赋予他们的曲辞以悲壮的风格。在“生离”出，当申纯知道王文瑞已将娇娘许嫁给帅公子时，他向娇娘诀别，要她勉强跟帅公子结婚，这引起娇娘极大的反感。她说：“兄丈夫也，堂堂六尽之躯，乃不能谋一妇人。……妾身不可再辱，既已许君，则君之身也。”接唱【五般宜】曲：“你做了男儿汉，直恁般性情懵，我和你结夫妻恩深义重，怎下得等闲抛送，全无始终？”这段烈性如火，悲壮激烈的曲白，很好地写出了这一悲剧人物刚强不屈的反抗性格。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娇娘和申纯的曲辞却是哀愁感伤的。它表现了悲剧主人公追求理想，又找不到在现实中实现理想的愁苦心情。例如在“泣舟”出里，娇、申互诉悲情的【玉交枝】、【豆叶黄】、【川拨棹】等曲，运用重迭、回环、断而又续等句式，缠绵宛转地表现出这一对生死恋人呜呜咽咽的哀音，声情结合，凄切动人。《娇红记》的语言流畅自然，同时又较注重文采，诗意浓厚。在语言风格上，孟称舜基本上是属于王实甫、汤显祖等文采派的作家。
毋须讳言，《娇红记》不是白壁无瑕的。在娇娘和申纯身上存在着落后消极的因素。他们看不到爱情不能实现的深刻社会根源，把它看作是命运的捉弄。娇娘说：“不是我负心爹无始终，则我多情女忒命穷。”申纯也把自己的悲剧认为是“前生命悭，今生命凶”。他们思想中的消极宿命观，是造成悲剧的主观因素，也反映了作者思想的局限。娇、申死后化为鸳鸯，上承焦仲卿、刘兰芝化鸟，梁山伯、祝英台化蝶，在幻想的领域里表现人民善良的愿望。但认为生前不能成夫妇，死后却可以美好团圆，往往导致一些在爱情上失望的青年走向双双殉情的道路，这消极影响的一面也必须看到。另外，作品长达五十出，冗长枝蔓，象番兵入侵的一些场次就与作品主题关系不大，反映了传奇家贪多炫博的习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