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龟山集】
《寄伊川先生书》：论西铭。
某窃谓道之不明，智者过之。西铭之书，其几于过乎？昔之问仁于孔子者多矣。虽颜渊仲弓之徒，所以告之者，不过求仁之方尔。至于仁之体未尝言也。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言仁之尽最亲无如此者，然亦体用兼举两言之未闻，如西铭之未说也。孔孟岂有隐哉。盖不敢过之以起后学之弊也。且墨氏兼爱固仁者之事也。其流卒至于无父，岂墨子之罪耶？孟子力攻之，必归罪于墨子者，正其本也。故君子言必虑其所终，行必稽其所弊，正谓此尔。西铭之书，发明圣人微意至深，然而言体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于兼爱，则后世有圣贤者出推本而论之，未免归罪于横渠也。某窃意此书，盖西人共守而谨行之者也。愿得一言，推明其用与之并行，庶乎？学者体用兼明而不至于流荡也。横渠之学造极天人之蕴，非后学所能窥测。然所疑如此，故辄言先生以为如何？
【杨龟山语录】
语仲素西铭，只是发明一个事天底道理，所谓事天者，循天理而已。又云：西铭会古人用心要处为文，正如杜顺作法界观样。
【尹和静言行录】
《说西铭》：横渠先生初作西铭，谓之订顽。伊川以为太甚。易名西铭或问西铭大意如何？和静曰：人本与天地一般大，只是人自小了，若能自处以天地之心为心，便是与天地同体。西铭备载此意，颜子克己，便是能尽此道。
【朱子成书】
《西铭》：朱子曰：横渠，姓张，名载，字子厚，秦人也。学古力行，笃志好礼，为关中士子宗师。尝于学堂双牖，左书泛愚。右书订顽。尹川先生曰：是启争端。改曰东铭西铭，二铭虽同出于一时之作，然其词义所指，气象所及，浅深广狭，判然不同。是以程门专以西铭开示学者，而于东铭。则未尝言。盖学者诚于西铭之言，反覆玩味而有以自得之，则心广理明，意味自别若东铭。则虽分别长傲，遂非之失于毫厘之间。所以开警后学。亦不为不切。然意味有穷，而于下学功夫，盖犹有未尽者，又安得与西铭彻上彻下一以贯之之旨。同日语哉。吕与叔撰行状云：先生志气不群。当康定用兵时，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许。上书谒范文正公，公知其遂器。欲成就之，乃责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先生读其书，虽爱之，犹以为未足，于是又访诸释老之书，累年尽究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嘉衤右初，见程伯淳正叔于京师，共语道学之要，先生涣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于是尽弃异学，淳如也。晚自崇文移疾西归。横渠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其志道精思未始须臾息，亦未尝须臾忘也。学者有问，多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学必如圣人而后己。闻者莫不动心有进，当谓门人曰：吾学既得于心，则备其辞命，辞无差，然后断事，断事无失，吾乃沛然精义入神者，豫而己矣。先生气质刚毅，德威貌严，然与人居，久而日亲，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语人，虽有未谕，安行而无悔。故识与不识，闻风而畏，非其义也，不敢以一毫及之。
明道程子曰：订顽之言，极纯无杂，秦汉以来，学者所未到。订顽一篇，意极完备。乃仁之体也。学者其体此意，令有诸己。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别有见处，不可穷高极远，恐于道无补也。订顽立心，便可达天德。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己。不须防检，不须穷索，若心懈则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须穷索，存心自明，安待穷索，此道与物无对，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须反身而诚。乃为大乐，若反身未诚，则犹是二物有对，以己合彼，终未有之，又安得乐。订顽意思，乃备言此体，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未尝致纤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德，盖良知良能，元不丧失。以昔日习心未除，却须存养此心，久则可夺旧习，此理至约，惟患不能守，既能体之而乐，亦不患不能守也。西铭某得此意，只是须得子厚如此笔力，他人无缘做得。孟子以后，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语，要之仁孝之理备乎此？须臾而不于此，则便不仁不孝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