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刻日知录自序
炎武所著日知录，因友人多欲钞写，患不能给，遂于上章阉茂之岁刻此八卷。历今六七年，老而益进，始悔向日学之不博，见之不卓，其中疏漏往往而有，而其书已行于世，不可掩。渐次增改，得二十余卷，欲更刻之，而犹未敢自以为定，故先以旧本质之同志。盖天下之理无穷，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故昔日之得，不足以为矜；后日之成，不容以自限。若其所欲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则有不尽于是刻者，须绝笔之后，藏之名山，以待抚世宰物者之求，其无以是刻之陋而弃之则幸甚！
○左传杜解补正序
北史言周乐逊着春秋序义，通贾、服说，发杜氏违。今杜氏单行，而贾、服之书不传矣。吴之先达邵氏宝有左觿百五十余条，又陆氏粲有左传附注，傅氏逊本之为辨误一书，今多取之，参以鄙见，名曰补正，凡三卷。若经文大义，左氏不能尽得，而公、谷得之；公、谷不能尽得，而啖、赵及宋儒得之者，则别记之于书而此不具也。
○营平二州史事序
昔神庙之初，边陲无事，大帅得以治兵之暇留意图籍。而福之士人郭君造卿在戚大将军幕府，网罗天下书志略备，又身自行历蓟北诸边营垒，又遣卒至塞外穷濡源，视旧大宁遗址，还报与书不合，则再遣覆按，必得实乃止，作燕史数百卷。盖十年而成，则大将军已不及见。又以其余日作永平志百三十卷，文虽晦涩，而一方之故颇称明悉。其后七十年而炎武得游于斯，则当屠杀圈占之后，人民稀少，物力衰耗，俗与时移，不见文字礼仪之教，求郭君之志且不可得，而其地之官长暨士大夫来言曰：「府志藳已具矣，愿为成之。」嗟乎！无郭君之学，而又不逢其时，以三千里外之人，而论此邦士林之品第，又欲取成于数月之内，而不问其书之可传与否，是非仆所能。独恨燕史之书不存，而重违主人之请，于是取二十一史、通鉴诸书，自燕、秦以来此邦之大事，迄元至正年而止，纂为六卷，命曰营平二州史事，以质诸其邦之士大夫。世之人能读全史者罕矣，宋宣和与金结盟，徒以不考营、平、滦三州之旧，至于争地构兵，以此三州之故而亡其天下，岂非后代之龟鉴哉！异日有能修志者，古事备矣，续今可也。或曰：及营，何也？曰：中国之弃营久矣。夫营，吾州也，其事与平相出入焉，焉得不纪！若夫合幽并营，以正古帝王之疆域，必有圣人作焉，余以此书俟之。
○金石文字记序
余自少时，即好访求古人金石之文，而犹不甚解。及读欧阳公集古录，乃知其事多与史书相证明，可以阐幽表微，补阙正误，不但词翰之工而已。比二十年间，周游天下，所至名山、巨镇、祠庙、伽蓝之迹，无不寻求，登危峰，探窈壑，扪落石，履荒榛，伐颓垣，畚朽壤，其可读者，必手自钞录，得一文为前人所未见者，辄喜而不寐。一二先达之士知余好古，出其所蓄，以至兰台之坠文，天禄之逸字，旁搜博讨，夜以继日。遂乃抉剔史传，发挥经典，颇有欧阳、赵氏二录之所未具者，积为一帙，序之以贻后人。夫祈招之诗，诵于右尹，孔悝之鼎，传之戴记，皆尼父所未收，六经之阙事，莫不增高五岳，助广百川，今此区区，亦同斯指。恨生晚不逢，名门旧家大半凋落，又以布衣之贱，出无仆马，往往怀毫舐墨，踯躅于山林猿鸟之间，而田父伧丁，鲜能识字，其或褊于闻见，窘于日力，而山高水深，为登涉之所不及者，即所至之地，亦岂无挂漏？又望后人之同此好者继我而录之也。
○钞书自序
炎武之先家海上，世为儒。自先高祖为给事中，当正德之末，其时天下惟王府官司及建宁书坊乃有刻板，其流布于人间者，不过四书、五经、通鉴、性理诸书。他书即有刻者，非好古之家不蓄，而寒家已有书六七千卷。嘉靖间，家道中落，而其书尚无恙。先曾祖继起为行人，使岭表，而倭阑入江东，郡邑所藏之书与其室庐俱焚，无孑遗焉。洎万历初，而先曾祖历官至兵部侍郎，中间莅方镇三四，清介之操，虽一钱不以取诸官，而性独嗜书，往往出俸购之，及晚年而所得之书过于其旧，然绝无国初以前之板。而先曾祖每言：「余所蓄书，求有其字而已，牙签锦轴之工，非所好也。」其书后析而为四。炎武嗣祖太学公，为侍郎公仲子，又益好读书，增而多之，以至炎武，复有五六千卷。自罹变故，转徙无常，而散亡者什之六七，其失多出于意外。二十年来赢幐担囊以游四方，又多别有所得，合诸先世所传，尚不下二三千卷。其书以选择之善，较之旧日虽少其半，犹为过之，而汉、唐碑亦得八九十通，又钞写之本别贮二麓，称为多且博矣。自少为帖括之学者二十年，已而学为诗古文，以其间纂记故事，年至四十，斐然欲有所作；又十余年，读书日以益多，而后悔其向者立言之非也。自炎武之先人皆通经学古，亦往往为诗文，本生祖赞善公文集至数百篇，而未有著书以传于世者。昔时尝以问诸先祖，先祖曰：「著书不如钞书。凡今人之学，必不及古人也，今人所见之书之博，必不及古人也。小子勉之，惟读书而已。」先祖书法盖逼唐人，性豪迈不群，然自言少时日课钞古书数纸，今散亡之余犹数十帙，他学士家所未有也。自炎武十一岁，即授之以温公资治通鉴，曰：「世人多习纲目，余所不取。凡作书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书改窜而为自作也。班孟坚之改史记，必不如史记也；宋景文之改旧唐书，必不如旧唐书也；朱子之改通鉴，必不如通鉴也。至于今代，而著书之人几满天下，则有盗前人之书而为自作者矣，故得明人书百卷，不若得宋人书一卷也。」炎武之游四方十有八年，未尝干人，有贤主人以书相示者则留，或手钞，或募人钞之，子不云乎：「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今年至都下，从孙思仁先生得春秋纂例、春秋权衡、汉上易传等书，清苑陈祺公资以薪米纸笔，写之以归。愚尝有所议于左氏，及读权衡，则已先言之矣。念先祖之见背，已二十有七年，而言犹在耳，乃泫然书之，以贻诸同学李天生。天生今通经之士，其学盖自为人而进乎为己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