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康公知西京，先公为留守推官。一日，当都厅勘事，有一兵士自役所逃归。文康曰：“勘兵士何谓未断？”公曰：“合送本处行遣。”文康曰：“似此，某作官处断过甚多，推官新作官，不须疑。”公曰：“若相公直断，虽斩亦可，有司则不敢奉行。”一夜，文康夜召，问：“军人未断否？”公曰：“未。”文康曰：“几至误事。”明日，遂送所属处。
先公在河南，以文学负当世之名。前后留守，皆名公好贤，莫不倾身礼接。王文康自西京召归，谓公曰：“今来有例，合举馆职，当奉举。”遂用王文康公荐，自西京留守推官召试。
范文正公以言事忤大臣，贬知饶州。先公一日遇司谏高若讷于余襄公家，若讷非短范公，以为宜贬。公归，遂为书与之辩，且责若讷不能论列。若讷缴进其书，遂坐贬为夷陵令。既而余襄公、尹公洙亦连坐被贬。蔡公为《四贤诗》述其事，天下传之。
先公既坐范公远贬，数年，复得滑州职官。会范公复起，经略陕西，辟公掌笺奏，朝廷从之。时天下久无事，一旦西边用兵，士之负材能者，皆欲因时有所施为，而范公以天下重名好贤下士，故士之乐从者众。公独叹曰：“吾初论范公事，岂以为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进可也。”遂辞不往。其于进退不苟如此，以至致位二府，惟以忠义自得主知，未尝有所因缘凭藉。
先公在馆中，遇西边用兵，天下多事，诣阙上书，为三策，以料贼情，及指陈天下利害甚众。既而有诏，百官许上封章言事。公上疏言三弊五事，力陈当时之患。仁宗增谏官为四员，先公与蔡公襄、余襄公靖、今致政王尚书素同时迁用。是时陕西用兵已久，京东、西盗贼群起，内外多事。仁宗既进退大臣，遂欲改更阙失，方急于求治。公遇事感激，知无不言。范文正公、杜正献公、今司徒韩魏公、富郑公四人同时登用，公屡请召封访问，责以所为。既而仁宗降手诏，出六条以责诸公，各亦有所陈述。公言诸公所陈，宜力主张，勿为群言所夺。而王文安公为三司使，有为无名诗中之者。公请严禁止之，以绝小人流言，摇动朝政之渐，敕出官爵购捕其人。时上欲改更朝政，小人不便，故造作语言动摇，及敕榜出，自此遂绝。是后，上遂下诏劝农桑，兴学校，改更庶事之弊。
自范文正公之贬，先公与余襄公等坐党人被逐，朋党之说遂起，久而不能解，一时名士皆被目为党人。公在谏院，为《朋党论》以献，群言遂息，大救当时之弊。时天下久安，上下失于因循，一旦陕西用兵，而群贼王伦、张海等所在皆起。先公请遣使者按察州县，朝廷命诸路转运使皆兼按察。公言转运使苟非其人，则按察遂为空名，复条陈按察六事。于是两府聚议，尽破常例，不次用人。〈后来别因一札子中备言此事。〉其后州县多所升降，内外百职振举。及杜待制杞为京西转运使，与御史蔡禀同治贼事，公言杞可独任，无用禀。杞果遂平诸盗，京西无事。
时张温成方有宠，人莫敢言，因生皇女，染绫罗八千匹。先公上言，乞裁损其恩宠，及其亲戚恩泽太频可以减罢，极陈女宠骄恣以至祸败之戒。
皇叔燕王薨，议者以国用不足，请待丰年而葬。先公乞减费而葬，以为不肯薄葬，留之以待侈葬，徒成王之恶名，使四夷闻天子皇叔薨，无钱出葬，遂轻中国。有旨，减节浮费而葬。
澧州柿木成文，有“太平之道”四字。先公上言：“今四海骚然，未见太平之象。”又曰：“太平之道者，其意可推。自古帝王致太平，皆有道，得道则太平，失道则危乱。今见其失，未见其得，愿陛下忧勤万务，渐期致理。其瑞木，乞不宣示于外。”
庆历三年，御试进士，以《应天以实不以文》为赋题。公为拟试赋一道以进，指陈当世阙失言，言甚切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