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问：“罢议之诏有权罢之文。议者谓权罢者，有待之言也。盖朝廷迫于皇太后，不得已而罢，故云权罢者，欲俟皇太后千秋万岁后，复议追崇耳。朝廷之意果如是乎？”答曰：“此厚诬之一事也。使朝廷果有此意，手诏虽无权字，他日别议追崇，何施不可，何必先露此意示人？是时台谏方吹毛求疵，以指为朝廷过失，若君臣果有此意，亦当深谋密计，岂肯明著诏令，以资言者之口？”
问者曰：“然则，何故云权罢？”答曰：“事体自当如此尔。追崇以彰圣君之孝而示天下也，本无中罢之理，今不得已而罢，当为迤逦之辞，故云权罢集议，更令礼官徐求典礼者，乃体当如此。此事人所易知，而吕诲等欲恐迫人主，故厚诬以有待之说也。先帝每语及此事，则不胜其愤，仰天而叹曰：‘天鉴在上，岂有此心！’”
或问：“皇太后既已责中书不当议称皇考，而手书复有称皇、称后等事，议者谓韩琦交结高居简，惑乱皇太后，请降手书，其称亲、称皇、称后，皆非皇太后本意，果若是乎？”答曰：“手书非皇太后本意，事出禁中，非外人所得知也。若云因韩琦使高居简请降手书，则又厚诬也。何以明之？若手书是韩琦所请，既降出便合奉行，岂敢却有沮难，又请上别降手诏也。以此而言，但见韩琦沮止手书称皇、称后二事，不见琦请降手书也。”
问者又曰：“然则，出于上意乎？”答曰：“亦非也。若出于上意，亦当先谕中书商议，安得绝无一言及之？又若上意果有所主，而中书虽欲不奉行，犹须再三论列，方可回圣意，岂有韩琦一言，上即从之，略无难色？以此知上意不主也。”
问者又曰：“然则，称皇、称后，是哀、桓之事，中书以为非而不奉行者也。而吕诲表乃云‘致主之谋，不耻哀、桓之乱制’者，何谓也？”答曰：“此所以为厚诬也。且称亲、置园寝及称皇考，皆是汉宣、光武事，吕诲等指以为哀、桓之乱制，乃是指鹿为马尔。以此见其诬罔，何所不至也。据《汉书》，师丹上疏云：‘定陶恭皇谥号既已前定，义不可复改。’据此，则恭王称皇，乃师丹许以为是者，故云不复改尔。昨国家于濮王固自不议称皇，就使称皇，亦是师丹所许者也。”
问者曰：“若此，则师丹当时与汉争论何事？”答曰：“董宏欲去定陶国号而止称恭皇，及欲立庙京师尔。此二事，是师丹所争也。盖恭皇之号，常系于定陶，则自是于诸侯国称皇尔，与汉不相干也。若止称恭皇而不系以国，则有进干汉统之渐。又立庙京师，则乱汉宗庙。此师丹不得不争也。昨濮王既不称皇而立庙止在濮园，事无差僭，而吕诲等动以师丹自比，不知朝廷有何过举，诲等果争论何事也？”
问者曰：“诲等所论者称亲也，称亲果是乎？”答曰：“称亲是矣，此乃汉宣故事也。谨按宣帝之父曰史皇孙。初，丞相蔡义议称亲，谥曰悼，裁置奉邑而已。其后魏相始改亲称皇考，而立庙京师。至哀帝时，议毁汉庙不合礼经者，于是毁悼皇考庙在京师者。是时丞相平晏等百余人议：曰亲，谥曰悼，裁置奉邑，皆应经义。由是言之，立庙京师则当毁，称亲置奉邑则自合经义也。所谓应经义者，即《仪礼》云‘为人后者其父母报’是也。亲者，父母之称也。”
问者曰：“京师庙既毁，而又毁奉明园者，何也？”
答曰：“汉制，宗室诸侯王皆有园，悼皇考自合置园，初名奉明园，置奉邑三百家可矣。其后增为一千六百家，而改奉明园为县，则僭天子之制矣，故议毁之也。今国家追崇濮王，其礼数三而已：称亲一也，置园二也，立庙三也。称亲则汉儒所谓应经义者也，置园则汉宗室诸侯王之制也，立庙则一品家庙之制也。如汉诸王庙当在本国，今濮国虚名，无立庙处，故即园而立庙尔。其依经合古，可以为万世法也。”
问者曰：“汉儒既以称亲为应经义，又以两统贰父为非者，何谓也？岂其议自相矛盾乎？”答曰：“两议皆是不相矛盾也。其初称亲而置邑也，止在下国，与汉朝不相干，故不违经义也。及其后立庙于京师，与汉祖宗并立。至元帝时，议毁亲尽之庙，时昭帝既以亲未尽不毁，悼皇考亦以亲未尽不毁，是则悼皇考与汉祖宗并为世数，此为两统贰父也。元帝既上承昭、宣，而又承悼皇考，为世所谓违离祖统者，其议皆是也。使悼皇考庙在奉明园，而不与汉朝宗庙相干，岂有两统贰父之说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