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以说文、字林试士。其时去古未远，开元以前未改经文之日，【原注】唐书经籍志，天宝三载，诏集贤学士卫包，考古文尚书从今文。篆籀之学，童而习之。今西安府所存唐睿宗书景龙观锺，犹带篆、分遗法。至于宋人，其去古益远，而为说日以凿矣。大暦中，张参作五经文字，据说文、字林刊正谬失，甚有功于学者。开成中，唐玄度增补，复作九经字样，石刻在关中。【原注】今西安府学。向无板本，间有残缺，无别本可证。近代有好事者刻九经补字，并属诸生补此书之阙，以意为之。乃不知此书特五经之文，非经所有者不载，而妄添经外之字，并及字书中泛博之训。予至关中，洗刷元石，其有一二可识者，显与所补不同，乃知近日学者之不肯阙疑而妄作如此。
别字
后汉书儒林传，谶书非圣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别字。近鄙者，犹今俗用之字。别字者，本当为此字，而误为彼字也，今人谓之白字，乃别音之转。【沈氏曰】崇祯十一年，用阁臣言，以查字系古槎字，悉改为察，而今人乃复用查。查字本无察义，而误为察义，盖亦近鄙别字之类也。
山东人刻金石录，于李易安后序，绍兴二年玄黓岁壮月朔。不知壮月之出于尔雅，【原注】八月为壮。而改为牡丹。凡万历以来所刻之书多牡丹之类也。【汝城案】此条诸本并误隶张参五经文字后，今从原写本。
三朝要典
宋史蹇序辰传，绍圣中，为起居郎中书舍人，同修国史。疏言，朝廷前日正司马光等奸恶，明其罪罚，以告中外。惟变乱典刑，改废法度，讪渎宗庙，睥睨两宫，观事考言，实状彰着。然踪迹深秘，包藏祸心，相去八年之间，盖已不可究。质其章疏案牍，散在有司，若不汇辑而存之，岁久必致沦失。愿悉讨奸臣所言所行，选官编类，人为一帙，置之二府，以示天下后世大戒。遂命序辰及徐铎编类，由是搢绅之祸无一得免者。天启中，篡辑三朝要典正用序辰之法。
门户之人，其立言之指各有所借，章奏之文互有是非。作史者两收而并存之，则后之君子如执镜以照物，无所逃其形矣。褊心之辈谬加笔削，于此之党则存其是者，去其非者。于彼之党则存其非者，去其是者。于是言者之情隐，而单辞得以胜之。且如要典一书，其言未必尽非，而其意别有所为，继此之为书者犹是也。此国论之所以未平，百世之下难乎其信史也。崇祯帝批讲官李明睿之疏曰，纂修实录之法，惟在据事直书，则是非互见。大哉王言，其万世作史之准绳乎？【杨氏曰】要典者一论梃击，万暦四十三年五月事也。一为红丸，泰昌元年，即四十八年九月朔事。一为移宫，是年是月初五事。【沈氏曰】亭林尝书小纸粘史阙文筒端云，章奏大半皆门户之言，而辛酉初，当贞胜之会，言人人殊，又有不明白言之，而含糊枝叶其词者，今并存之。异日芟削，存其本意，而刊其藉词可也。史阙文即割补两朝从信录也。
密疏
唐武宗会昌元年十二月，中书门下奏，宰臣及公卿论事，行与不行须有明据。或奏请允惬，必见褒称。或所论乖僻，因有惩责。在藩镇上表，必有批答。居要官启事，自有记注。并须昭然，在人耳目。或取舍存于堂案，或与夺形于诏敕。前代史书所载奏议，罔不由此。近见实录，多载密疏，言不彰于朝听，事不显于当时，得自其家，未足为信。今后实录所载章奏，并须朝廷共知者，方得纪述，密疏并请不载。如此则理必可法，人皆向公，爱憎之志不行，褒贬之言必信。从之。此虽出于李德裕之私心，然其言不为无理。自万历末年，章疏一切留中，抄传但凭阁揭。天启以来，谗慝弘多，喷言弥甚。予尝亲见大臣之子追改其父之疏草而刻之以欺其人者，欲使盖棺之后，重为奋笔之文，逭遗议于后人，侈先见于前事，其为诬罔甚于唐时。故志之于书，俾作史之君子详察而严斥之也。
贴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