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田赋之制
元宗开元八年，颁庸调法於天下。
是时天下户未尝升降，监察御史宇文融献策，括籍外羡田、逃户，自占者给复五年，每丁税钱千五百。以摄御史分行括实。阳翟尉皇甫憬上书，言其不可。帝方任融，乃贬憬为盈川尉。诸道所括得客户八十馀万，田亦称是。州县希旨，张虚数，以正田为羡，编户为客，岁终籍钱数百万缗。
沙随程氏曰："按唐令文，授田每年十月一日，里正预造簿，县令总集应退应授之人，对共给授。谓如里正管百丁，田万亩。立法之意，欲百家仰事俯育，不致困乏耳。因制租、调以禄君子，而养民之意为多。律文脱户者有禁，漏口者有禁，浮浪者有禁，占田违限者有禁，官司应授田而不授、应课农桑而不课者有禁，但使後世谨守高祖、太宗之法，其为治岂易量哉！中间法度废弛，凡史臣所记时弊，皆州县不举行法度耳。时天下有户八百万，而浮客乃至八十万，此融之论所以立也。使融检括剩田以授客户，责成守令不收限外之赋，虽古之贤臣何以加诸？虽有不善，其振业小民，审修旧法，所得多矣。故杜佑作《理道要诀》，称融之功。当是时，姚崇、宋璟、张九龄辈皆在，岂雷同默默者邪！故唐人後亦思之。然陆贽称租调法曰：'不校阅而众寡可知，是故一丁之授田，决不可令输两丁之赋。非若两税，乡司能开阖走弄於其间也。'史臣曰：'州县希融旨，空张其数，务多其获。'盖与陆贽之说背驰，岂史臣未稽其实邪？"
开元十六年，诏每三岁以九等定籍。
先是，扬州租、调以钱，岭南以米，安南以丝，益州以罗、紬、绫、绢供春采。因诏江南以布代租，凡庸、调、租、资课皆任土所宜。以江淮转输有河洛之艰，而关中蚕桑少，菽麦常贱，乃命庸、调、资课皆以米，凶年乐输布绢者从之。河南、北不通运州，租皆以绢，代关中调、课，诏度支减转运。
天宝五载，诏贫不能自济者，每乡免三十丁租、庸。
天宝中，应受田一千四百三十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顷十三亩。
按：十四年有户八百九十万馀，计定垦之数，每户合得一顷六十馀亩。至建中初，分遣黜陟使按比垦田田数，都得百十馀万亩。
代宗宝应元年，租庸使元载以江淮虽经兵荒，其民比诸道犹有赀产，乃按籍举八年租调之违负及逋逃者，计其大数而徵之，择豪吏为县令而督之。不问负之有无，赀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发徒围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十取八九，谓之"白著"。有不服者，严刑以威之。民有蓄榖十斛者，则重足以待命，或相聚山林为群盗，县不能制（盗袁晁起浙东，攻陷诸郡，众近二十万，经二年，李光弼讨平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