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安》，送神用《高安》之曲。
治平二年，礼官李育言：“《开宝通礼》载圜丘、宗庙，太乐令率二舞工人就位，文舞陈于县北，武舞立于县南。今郊、庙文武二舞工六十八人，方行礼时，文舞既罢，乃舍羽龠，执干戚，以为武舞。窃惟天子亲执圭币以事天地祖考，可谓极严恭矣。而舞者纷然旁午纵横于下，进退取舍蹙迫如此，非所以称严恭之意也。”上曰：“自今郊、庙二舞各用六十四人，以备八佾。”自是二舞之数全矣。
崇宁四年九月，蔡京用魏汉津，铸九鼎，作《大晟》乐。
时汉津取身为度之义，以帝年二十四，当四六之数，取帝中指，以为黄钟之寸，而生度量权衡以作乐。汉津本剩员兵士，为范镇虞候，见其制作，略取之，而京又使刘昺缘饰之。尝考刘昺《大晟乐论》云：五季灭裂之余，乐音散亡。周世宗观乐悬，问工人不能答，乃命王朴审定制度。其规模鄙陋，声音焦急，非惟朴之学识不能造微。盖焦急之音适与时应。艺祖以其声高近于哀思，乃诏和岘减下一律。仁祖朝诏李照与诸儒典治，取京县黍累尺成律，审其声，犹高，更用太府布帛尺为法，乃下太常四律。然太府尺乃隋尺也，照知乐声之高而无法以下之，乃取世俗之尺以为据。是时乐工病其歌声太浊，乃私赂铸工，使减铜齐，实下旧制三律，然照卒莫之辨。于是议者纷然，遂废不用。皇祐中，命阮逸、胡瑗参定，诏天下知乐者亟以名闻。
逸、瑗减下一律，三年而乐成。言者以其制不合于古，钟声弇郁震掉，不和滋甚，遂独用之常祀朝会焉。神考肇新宪度，将作礼乐，以文治功。元丰中，采杨杰之论，驿召范镇、刘几与杰参议，下王朴乐二律，用仁祖所制编钟，稽考古制，是正缺失，焕然详明，敻出前世焉。然诸儒之议，互有异同，而其论不出于西汉。虽粗能减定，而其律皆本于王朴，未有能超然自
得，以圣王为师者也。魏汉津居西蜀，师事李良，授鼎乐之法。
良惟以黄帝后夔为法，余代皆有所去取。皇祐中，汉津与房庶以善乐被荐，既至，黍律已成，阮逸始非其说，汉津不得伸其所学。后逸之乐不用，乃退与汉津议指尺，作书二篇，叙述指法。其书行于世。汉津尝陈其说于太常，乐工惮改作，皆不主其说。逮崇宁初，上以英明濬哲之姿，慨然远览，将稽帝王之制，而自成一代之治。乃诏宰臣置僚属，令讲议大政。顾惟大乐之制，讹谬残缺甚矣。太常以乐器敝坏，遂择诸家可用者。
琴瑟制度参差不同，箫笛之属乐工自备，每大合乐，声韵淆杂，而皆失之太高。筝、筑、阮，秦、晋之乐也，乃列于琴、瑟之间；熊罴案，梁、隋之制也，乃设于宫架之外。笙不用匏，舞不象成，曲不协谱。乐工率农夫、市贾，遇祭祀朝会则追呼于阡陌、闾阎之中，教习无成，懵不知音。议乐之臣以《乐经》散亡，无所据依；秦、汉之后，诸儒自相非议，不足取法。乃博求异人，而以汉津之名达于上焉。高世之举，适契圣心。乃请以圣上中指三节为三寸，三三为九，而黄钟之律成焉。汉津得之于师曰：“人君代天理物，其所禀赋必与众异，然春秋未及则其寸不足，春秋既壮则其寸有余，惟三八之数为人正，得太簇之律。”今请指之年，适与时应，天其兴之乎前此以黍定律，迁就其数，旷岁月而不能决。今得指法，裁而为管，尺律之定曾不崇朝。其声中正平和，清不至高，浊不至下，焦急之声一朝顿革，闻者无不欢忻，调唱和气油然而生焉。越崇宁四年八月庚寅，乐成，诏罢旧乐，赐新乐名曰《大晟》。明年冬，致祠于帝鼐殿，有甘露自龙角鬣下降。诏令乐府官属排设宫架，备三献九奏，以祗谢景贶。曲再作，有双鹤回旋于宫架之上。
后再习乐，群鹤屡至。黄帝大合乐，有玄鹤六舞于前，盖和声上达而后鹤为之应。《传》曰：“不见其形，当察其影。”世
之知音者鲜矣，而羽物之祥，可卜其声和也。盖声音之和，上系人君之寿考，下应化日之舒长。焦急之声，固不可用于隆盛之世。昔李熙欲下其律，乃曰：“异日听吾乐，当令人物舒长。”熙之乐固未足以感动和气如此，然亦不可谓无其意矣。自艺祖御极，知乐之声高，历一百五十余年而后中正之声乃定，盖奕世修德，和气薰蒸，一代之乐，理若有待。寿考舒长之应，岂易量哉四年八月庚寅，崇政殿奏新乐，诏曰：“道形而下，先王体之，协于度数，播于声诗。其乐与天地同流，雅、颂不作久矣。朕嗣承令绪，荷天降康，四海泰定，年谷顺成。南至夜郎牂牁，西逾积石青海，罔不率俾。礼乐之兴，百年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