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驭夷为今天下第一要政，乃以枢纽付之若辈，无怪彼己之不知，情伪之不识，议和、议战汔不得其要领，此国家之隐忧也。此议行，则习其语言文字者必多，多则必有正人君子通达治体者出其中，然后得其要领而驭之。［注，《地理全志》作于癸丑年，书中于日本国记其欺侮亚墨利加触石渔船时思报复，于安南国极恶其讥防之严、榷税之重，于缅甸国亦于胥吏横征之怨。未几日本、安南皆有兵端，可见彼国书不可不观。若能知其未译之书，所得必倍多］绥靖边陲，道又在是。如谓六合之内，论而不议，封故见而限咫闻，恐古博物君子必不尔也。
重专对议
春秋时以善辞令为学问之一端，若臧文仲、子产之类，代有其人。夫子论士品，以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居于孝弟信果之上。又曰：“诵诗三百，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可见当时专对之重。列国以后，此学遂废，间有如富弼、曹利用诸人，止一人一事，艳为美谈。盖不为专才久矣。今海外诸夷，一春秋时之列国也，不特形势同，即风气亦相近焉。势力相高而言必称理，谲诈相尚而口必道信，两军交战，不废通使，一旦渝平，居然与国。亦复大侵小、强陵弱，而必有其藉口之端，不闻有不论理、不论信，如战国时事者。然则居今日而言经济，应对之才，又曷可少哉？如吉尔杭阿公甲寅上海之事，［注，官军攻刘丽川于上海，军洋泾西营，卒戏洋泾，杀夷女二，卒亦伤二人。其明日夷从贼攻我，八营溃。馀布政使吉尔杭阿公十有一营未动，抵暮，一赫蹄来，略言弁兵某等百许人犯吾界杀人，尽今夕缚以来，不者诘朝且踹若十有一营。百许人者皆我良将劲兵也，公以示刘君存厚曰：今日事可见是不可战，吾欲法汾阳单骑见虏事，以理争之。彼平日相见动辄称理，宜得当万一。不然，君能帅偏师毁夷场，吾死不恨。刘君曰：能。次晨公从四骑抵理事官阿里国门，阿里国拒不见，强之而后出，便申前语。公曰：安有我大皇帝兵勇，而可无故杀之者乎？独杀吉某则可，吾戴吾头来矣。延颈作就杀状。阿里国大笑曰：何至是？公因曰：兵勇犯若界，曲在我。若以一介之使索此罪人，敢不从命？今与逆贼比而攻我，曲在若矣。贵国不惟曲直之是讲，天实鉴之。非吉某所畏也，有战而已。胜负何常之有？阿里国无以对，卒定约通好而还。咸丰四年三月十日事也］佥曰是役也，大军获全，苏省安堵，皆吉公一言之力也。通商二十年来，善驭夷者莫吉公若。戊午津门之议，有一吉公，必不至是。是专对得人之效也。昔汉武帝诏察茂才异等可使绝国者，于古有征，于今尤亟。应请特诏中外大臣，各举所知有口辩胆气、机牙肆应之人，时赐召对以验之，量予差遣以试之，用备他日通商大臣之选。庶几折冲樽俎，毋致陨越贻羞矣。
变捐例议
道光中，余戊子同年安徽朱孝廉凤鸣，叩阍进所为尚书题论，上温诏褒之。其任官惟贤一论，颇传诵京师，有曰：“国家用科目，君子、小人参半也，用捐班则专用小人矣。”又曰：“上以急公好义为招，特假以为名；下以利市三倍为券，将务求其赏。”又曰：“捐班逢迎必工，贿赂必厚，交结必广，趋避必熟，上司必爱悦，部吏必护持。”又曰：“与其开捐，不如勒派。富民百十家之勒派，其害偏；开捐则将为贫民亿万家之勒派，其害普。与其开捐，不如加赋。有形有限之加赋，其害近；开捐则将为无形无限之加赋，其害远。”抉开捐之弊，可谓至矣。平心论之，实苛论也。国朝捐班，亦有李公世杰、傅公鼐诸人，安得谓专用小人乎？顾特千百中之一二耳。夫求一二于千百中难矣。近十年来，捐途多而吏治益坏，吏治坏而世变益亟，世变亟而度支益蹙，度支蹙而捐途益多，是以乱召乱之道也。居今日而论治，诚以停止捐输为第一义。
国朝自招民知县以来，时开捐例，皆暂行而非常行。道光、咸丰两朝，御极之初，即首停捐例。厥后以大兵役徇廷臣之请，始又举行，固知开捐非列圣意也。顾今军务未蒇，待用方亟，如之何？考商鞅赐民爵，为轻名器之渐。汉晁错从而鬻爵，甚于鞅矣。至入赀补吏，创于汉武，滥于东汉及晋，绵延于唐、宋、元，而几绝于明。景泰元年，始命输纳者给冠带，二年令世袭武职，四年令生员纳粟补国子生，如是而已。然则必欲为权宜之计，无已，其修民爵之令乎？商鞅之法，贫者得卖与人，汉时亦有民得卖爵之令。又公大夫以上，令丞与抗礼。今捐输之推广，无孔不入，独此二者未之及。新例移奖有卖与人之实，而必设为中表至戚之限，明导以欺，何为者？至郎中，道员之贵，一县令得坐堂皇以辱之，安望抗礼哉？是亦一间也。
应请留封典、虚衔二者，倍蓰其捐数，许于若干年内，移名若干次，有官者不与，更仿令丞抗礼之制，明定礼节以荣之。韩氏菼曾有此议。实行之无弊者，彼诸夷以利为国，富商辄与大酋敌体，而绝无入仕之路，一犯法则朝为坐上客，夕为阶下囚，故富商倍重犯法，此亦抗礼无弊之一证。其实职升衔加级及贡监一切停止，现任有政绩者，上司特疏保留，改其籍曰荐举，其余无论实缺、候补、候选，皆视原输银数改入民爵，以示大信，且令天下晓然，知非往时甫停复开之比。捐班中果有才士，无所冀幸，无所需待，将群然淬厉鼓舞于正途，斯官方可以澄叙，人材可以奋兴矣。
绘地图议
《周官》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职方氏掌天下之图，固王政之先务也。《史记?萧何传》：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宋史?袁燮传》：燮为江阴尉常平使，令每保画一图，田畴山水道路悉载之，合保为都，合都为乡，合乡为县，征发争讼追胥，披图可立决。此言都图之始。《嘉定县志》：图即里也，以每图册籍首列一图，故名曰图。都图之宜有图旧矣，今江南州县有鱼鳞册，犹沿其制，惟有明以前，绘图不知计里开方之法，图与地不能密合，无甚足用。大抵不审乎偏东西经度、北极高下纬度，不可以绘千里、万里之大图；不审乎罗经三百六十度方位及弓步丈尺，不可以绘百里、十里之小图。而绘小图视绘大图更难，以无显然之天度可据，全在辨方正位、量度丈尺，设有差忒，便不能钩心斗角。［阳湖李氏兆洛制定向尺一十八枚，图绘颇准，犹嫌其繁重］今定一简易之法如后，请下之各直省州县如法绘画：任取本州县一城门，左旁立一石柱为主柱，即为起数之根，依此作子午卯酉纵横线，以一里三百六十步为度，各立一柱，令四柱之内为一图，容田五百四十亩，各图中乾坤艮巽四隅皆有一柱，而以艮隅之柱为本柱。以千字文为号，勒于其上，柱径一尺、高一丈，埋露各半，其露者尺寸有识，适当山水市舍则省之，或向西，或向南，退行若干步补之，绘图则用约方二尺之纸。十步为一格，纵横各三十六格。则一里内阡陌，庐舍织悉可毕具。如是而地之广袤著矣，更用水平测量高下。即以主柱所傍城门之石槛为地平起数之根，以絜各图石柱，而得各图立柱之地高下于城槛之数。又遍测本柱前后左右四里之高下，而得四里内高下于本图之数。又遍测东西南北毗连州县城槛之高下，而得各城槛高下于本城槛之数。以之入图，则以著色为识别。凡高下于城槛在一尺内者不著色，其余分数色，以一尺为一色。至若干尺以上则概为一色，高山土阜又别为一色，仍识若干尺于上。如是而地之高下亦明矣。此图既成，为用甚大，一用以均赋税，一用以稽旱潦，一用以兴水利，一用以改河道。详后议。
（附，绘地图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