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1610～1695）明末清初思想家、文学家。字太冲，号梨洲，又号南雷。余姚（今属浙江）人。父黄尊素，东林党中重要人物，因揭露魏忠贤罪恶，为阉党诬陷，冤死狱中。黄宗羲深受家庭影响，重气节，轻生死，严操守，辨是非，磨砺风节，疾恶如仇；反对宦官和权贵，成为东林子弟的著名领袖。清兵南下,黄宗羲组织同志,起兵抗击，不利，走入四明山，结寨自固，又依鲁王于海上。抗清斗争失败后，从事著述。他坚决反对明末空洞浮泛的学风，倡言治史，开浙东研史之风，为清代史家之开山祖。史学之外，对经学、天文、历算、数学、音律诸学都有很深造诣。清廷多次企图罗致他，威逼利诱，终不为所动，坚不赴征，表现了坚定的民族气节。他为保存史料而编选的《明文海》，600卷，未及刊行。
黄宗羲著作宏富。《明夷待访录》是他进步思想的集中表现，也是其纵横恣肆、宏伟浑朴散文风格的鲜明表现。书中突出地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带有鲜明的民主思想色彩。书中明确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又说：“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他揭露封建皇帝以天下为私产，“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其“一人之产业”；“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其“一人之淫乐”，并“视为当然”。
黄宗羲论文主张言之有物，反对那些“徒欲激昂于篇章字句之间，组织纫缀以求胜”，讥刺内容“空无一物”的作品（《陈葵献偶刻诗文序》）。
黄宗羲的传状、碑志文，涉及人物的方面很广，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明清之际大变动的社会面貌。他身为史学大家，对明朝历史典故极为熟悉，且多身历见闻，又善于叙事，故写来都逼真传神。其中尤着力表彰忠臣义士的坚定节操和壮烈行为。张煌言坚持抗清19年，不幸被俘，从容就义；明末遗民余若水隐姓埋名,清苦自持；周难一投老穷荒,“出没瀑声虹影之间”，黄宗羲都为他们写墓志。在《子刘子行状》中,对刘宗周诤臣兼学者的形象,倔强鲠直的性格，刻画得很成功。明末东林、复社的反宦官斗争、南明政权内部抵抗派和投降派的斗争，也得到了深刻的反映。
黄宗羲诗的成就不及散文，但也留下了一些可诵之作。他的诗直抒胸臆,不事雕饰,多故国之悲，怀旧之感。如《感旧》的“可怪江南营帝业,只为阮氏杀周镳”,讽刺了南明弘光朝的马士英、阮大铖的倒行逆施。《山居杂咏》中：“锋镝牢囚取次过，依然不废我弦歌。死犹未肯输心去，贫亦其能奈我何？”充分表现诗人对抗逆境的顽强意志和乐观精神。
著作有《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明夷待访录》、《律吕新义》、《易学象数论》、《黄梨洲文集》、《黄梨洲诗集》、《行朝录》等。
作为明末清初的伟大思想家、有清一代学术的开山祖师之一，黄宗羲的思想及其在经济、政治、学术、文艺等领域的卓越成就，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学术界以黄氏为专题的研究，目前已有三十余部论著出版，近四百篇论文发表在各种学术报刊上，这在中国当代学术界并不多见。
黄氏一生，跌宕起伏，充满了传奇色彩。其晚年自述，称自己尝历九死一生，清廷“悬书购余者二，名捕者一，守围城者一，以谋反告讦者二三，绝气沙者一昼夜，其他连染逻哨者之所及，无岁无之，可谓频于十死者矣”。东林党人的遗孤、武装抗清、避居乡间，厕身儒林，大致形成了黄宗羲一生的三个阶段。尤其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三十年，专力于搜罗文献，讲学著书，一番旷世大业随之创建。这一时期，堪称黄氏思想和学术的成熟时期。
黄宗羲的一生的确是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然而，他对当时和后世影响最大的还是其思想和学术。作为中国古代民主思想的一个伟大代表，黄宗羲是一位立足于当时现实而又跨入了未来的伟大思想家。为此，有人将他与孙奇逢、李合称为“清初三大儒”；也有人把他与方以智、顾炎武、王夫之并誉为“清初四大家”；更有人将他同英国的约翰·洛克、法国的卢梭和孟德斯鸠相提并论，赞为十七世纪升起在东西方的光芒四射的明星。黄宗羲积极变革的主张，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揭露与批判，以及他所倡导的学术“经世”的观点等等，都给当时政治、经济和学术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他也由此成为当时进步思潮的杰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