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好与群臣论难，刘洎力谏，帝诏答曰“轻物骄人，恐由于此，敬当虚怀改之。”洎又言“近来上书人，或面加穷诘，恐致阻进言之路。”帝曰“卿言是也，当改之。”
此皆见于各传者也。
魏征尝言“陛下导之使言，臣所以敢谏，若陛下不受，臣岂敢犯龙鳞？”帝尝宴韦挺、虞世南、姚思廉等，谓曰“龙有逆鳞，人主亦然，卿等遂能不避触犯，常如此，朕岂虑危亡哉！”是诸臣之敢谏，实由于帝之能受谏也。独是仁善之君则能纳诲；英睿之主每难进言。以太宗之天锡智勇，手定天下，制事决机，动无遗策，宜其俯视一切，臣下无足当意者。乃虚怀翕受，惟恐人之不言，非徒博纳谏之名，实能施之政事，其故何哉？盖亲见炀帝之刚愎猜忌，予智自雄，以致人情瓦解而不知，盗贼蜂起而莫告，国亡身弑，为世大僇。故深知一人之耳目有限，思虑难周，非集思广益，难以求治，而饰非拒谏，徒自召祸也。炀帝恶谏，曰“有谏者，当时不杀，终不令生于地上。”苏威欲言不敢，因午日献古文尚书，炀帝曰“讪我也。”即除名。萧瑀谏伐辽，即出为郡守。董纯谏幸江都，即赐死。由是人皆钳口，至丧国亡身而不悟。（见吴兢疏）此太宗所亲见也，惟见之切，故惧之深，正张廷圭所云“多难兴邦，殷忧启圣，皆以事危则志锐，情迫则思深也。”魏征之谏亦动以隋为戒，谓“隋帝岂恶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长久哉？特恃其富强，不虑后患，驱天下以从欲，遂以四海之尊，殒于匹夫之手，陛下当鉴彼之失。”又曰“我之所代，实在有隋，隋氏乱亡之源，圣明所亲见。隋之未乱，自谓必无乱；隋之未亡，自谓必不亡。所以甲兵屡动，徭役不息，至于身戮而犹未悟。今能思其所以乱则治矣！思其所以亡则存矣！”马周亦言“炀帝笑齐、魏之失国，今之视炀帝，犹炀帝之视齐、魏也。”此当时君臣动色相戒，皆由殷鉴不远，警于目而惕于心，故臣以进言为忠，君以听言为急。其后勋业日隆，治平日久，即太宗已不能无稍厌魏征，谓“贞观之初，导人以言。三年后，见谏者悦而从之。近一、二年，勉强受谏而终不平。”是可知贞观中年，功成志满，已不复能好臣其所受教。然则惧生于有所惩，怠生于无所儆，人主大抵皆然。若后世蒙业之君，运当清泰，外无覆车之戒，而内有转圜之美，岂不比太宗更难哉！
时政记
左右史起居注之外，有政事及奏对由宰相撰录者，谓之“时政记。”
案旧书：唐初记注最详备，苏冕言“贞观中每日朝退后，太宗与宰臣参议政事，即令起居郎一人执简记录，由是贞观注记政事极详。”
高宗时，许敬宗、李义甫用权，多妄奏事，恐史官书之，遂奏令随仗便出，不得备闻机务。姚璹乃表请“仗下所言政要，宰相一人专知撰录，是为时政记，每月封送史馆。”宰相之撰时政记，自此始也。
据旧书云：璹罢后，其事遂寝。贾耽、齐抗，贞元时为相（德宗）又修之。耽、抗罢而事又寝。然宪宗尝问李吉甫“时政记，记何事？”吉甫曰“是宰相记天子事，以授史馆之实录也。左史记言，今起居舍人是；右史记事，今起居郎是。永徽中（高宗），姚璹监修国史，虑造膝之言，外间或不得闻，因请随奏对而记于仗下，以授史馆，今时政记是也。”上曰“间有不修何也？”曰“面奉德音，未及行者，不可书付史官；有谋议出于臣下者，又不可自书付史官故也。”（宪宗纪）又裴休尝奏言“宰相知印者撰时政记，或多载己言而略他人之言，史官莫得知。请自今宰相各自为记，令付史馆。”（唐宰相不只一人，中书、门下、尚书长官及同平章事皆为宰相，而以掌印者居首位。）从之。（休传）可见历朝仍皆有时政记，未尝废也。
其后又稍变其例。穆宗时，宰臣崔植等奏请“坐日所有君臣献替事宜，应随日撰录，号为‘圣政记’，岁终付史馆。”则不必每月送史馆，至岁终始送矣。
文宗又诏“时政记因循日久，废坠日多，自后宰臣奏事及临时处分，委中书门下丞一人，随时撰录，每季送馆。”则又不必宰相自撰，而令中书门下丞撰录矣。然皆于纪录政事，致其详慎，可为后世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