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广利之降年考
又史记匈奴传：“太初四年，且鞮侯单于立。其明年，浞野侯亡归。又明年，汉使李广利击右贤王于天山。又使李陵出居延陵，败降匈奴。”则天汉二年也。“又二年，汉使广利出朔方，与匈奴连战十余日。广利闻家已族灭，遂降匈奴。”则应是天汉四年事。
然汉书武帝纪：“天汉二年，李陵降匈奴。”此与传同。而“广利之降，则在征和三年”。距“天汉四年”，尚隔七年，殊属歧互。不知者，必以史迁为及身亲见，与班固事后追书者不同，自应以史记为准。然征和元年，巫蛊事起。三年，太子斩江充，战败自杀。而广利之降，则以太子既死之明年。广利出击匈奴，丞相刘屈牦饯于郊外。广利以太子既死，属屈牦劝上立昌邑王为太子。昌邑王者，广利妹李夫人所生子，广利甥也。此语为人所告发，帝遂诛其家。广利闻之，乃降匈奴。是广利之降，在卫太子死后。而太子之死，实在征和二年。此等大事，汉书本纪，编年纪载，断无差误。则广利之降，必不在天汉四年明矣。
再以汉书匈奴传核对。则李陵降匈奴以前，皆与史记匈奴传同。“陵降后二年，广利出兵，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无所得，乃引还。”并未降匈奴也。“又明年，匈奴且鞮侯单于死，狐鹿姑单于立，是为汉太始元年。狐鹿姑立六年，遣兵入寇上谷、五原、酒泉，汉乃又遣广利出塞，战胜追北，至范夫人城。闻妻子坐巫蛊事被收，乃降匈奴。”计其岁年，正是征和三年之事。与武帝纪相合。
则知史记匈奴传末所云“天汉四年，广利降匈奴者”，非迁原本也。迁是时目击其事，岂有错误年岁至此。盖迁所作传，仅至李陵降后二年，广利出塞不利引还便止。（迁自叙谓讫于太初，则并在陵降匈奴之前）而褚少孙于数十年后，但知广利降匈奴之事，不复细考年代，即以系于天汉四年出兵之下，故年代错误也。
可知史记十篇之外，多有少孙所窜入者。
按史公自叙：“十二本纪、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是史公已订成全书。其十篇之缺，乃后人所遗失，非史公未及成而有待于后人补之也。班固作迁传，但云：“十篇有录无书”，而不言少孙所补。然班书内燕王旦等封策，及平阳公主以卫青为夫等事，皆采少孙语入列传。则知少孙所补，久附史记并传矣。
又案史公自序，作武帝纪，谓：“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与封禅，改正朔，易服色，故作今上本纪。”是迁所作武纪，凡征匈奴、平两越、收朝鲜、开西南夷，以及修儒术、改夏正等事，必按年编入，非仅侈陈封禅一事也。今少孙所补，则系全取封禅书下半篇所叙武帝事，遂以作武帝本纪。凡封禅书中所云“今上”，皆改曰“武帝”（中尚有一“今上”字未改），其文字稍异者，惟“亳人谬忌”，武纪改云“薄诱忌”。“少翁以书置牛腹中，天子识其手书。”武纪改云“天子疑之，有识其手书者”而已。武纪赞亦全用史公封禅书后文，无一字改易。
因思少孙所补，大概多钞录旧文，不必自作。
如龟策传内“宋元王与卫平论龟之文”，皆是韵语，此必掌故中本有此文字。其后所云：“首仰首俯，足开肣开”之类，亦是当时龟卜成法，特少孙钞入以补缺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