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学
丙申五月庚寅，太祖尝命有司访求古今书籍藏之秘府，以资览阅。因谓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书，不尽传于世，故后世鲜知其行事。汉武帝购求遗书，而《六经》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得而见。武帝雄才大略，后世罕及，至表章《六经》，开闸圣贤之学，又有功于后世。吾每于宫中无事，辄取孔子之言观之，如‘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真治国之良规。孔子之言，诚万世之师也。”
吴元年四月庚戌，太祖至白虎殿，见诸子有读《孟子》书者，顾问许存仁曰：“《孟子》何说为要？”对曰：“劝国君行王道，施仁政，省刑薄赋，乃其要也。”太祖曰：“孟氏专言仁义，使当时有一贤君能用其言，天下岂不定于一乎？”
洪武二年三月乙未朔，太祖与儒臣论《易》，至“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太祖曰：“人主职在养民，但能养贤，与之共治，则民皆得所养。然知人最难。若所养果贤，而使之治民，则国无虚禄，民获实惠。苟所养非贤，反厉其民，何辅于国哉？故人主养贤非难，知贤为难。”
辛丑，太祖与翰林待制秦裕伯等论学术。太祖曰：“为学之道，志不可满，量不可狭，意不可矜。志满则盈，量狭则骄，意矜则小。盈则损，骄则惰，小则卑陋，故圣人之学，以天为准，贤人之学，以圣为则。苟局于小而拘于凡近，则亦岂能充广其学哉？”裕伯对曰：“诚如圣言。”
洪武三年二月辛酉，太祖御东阁，翰林学士宋濂、待制王祎等进讲《大学》传之十章，至“有土有人”，濂等反复言之。太祖曰：“人者国之本，德者身之本。德厚则人怀，人安则国固。故人主有仁厚之德，则人归之，如就父母。人心既归，有土有财，自然之理也。若德不足以怀众，虽有财，亦何用哉？”
洪武五年十二月己卯，太祖谓礼部侍郎曾鲁曰：“朕求古帝王之治，莫盛于尧舜。然观其授受，其要在于允执厥中。后之儒者，讲之非不精，及见诸行事，往往背驰。”鲁曰：“尧舜以此道宰制万事，如执权衡，物之轻重长短，自不能违，而皆得其当，此所以致雍熙之治也。后世鲜能此道，于处事之际，欲求其—一至当，难矣。”太祖曰：“人君一心，治化之本。存于中者无尧舜之心，而欲施之于政者有尧舜之治，决不可得也。”鲁又曰：“尧舜之道，载之典谟者，无以加矣。至于修身理人，本末次第，具在《大学》一书。”太祖曰：“《大学》，平治天下之本，其可舍此而他求哉？”
洪武七年十二月甲辰，《御注道德经》成，太祖对儒臣举《老子》所谓“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与圣人“去甚、去奢、去泰”之类，曰：“《老子》此语，岂徒托之空言，于养生治国之道，亦有助也。但诸家之注，各有异见，朕因为注，以发其义。”
洪武十七年四月庚午，太祖谓侍臣曰：“朕观《大学衍义》一书，有益于治道者多矣。每披阅，便有儆省，故令儒臣日与太子诸王讲说，使鉴古验今，穷其得失。大抵其书先经后史，要领分明，使人观之，容易而悟，真有国之龟鉴也。”
洪武十八年五月辛酉朔，太祖御华盖殿，文渊阁大学士朱善进读《心箴》毕，太祖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几。盖仁爱之心生，则忮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则邪诐之心消。羞恶之心形，则贪鄙之心绝。忠悫之心萌，则巧伪之心伏。故人常持此心，不可为情欲所蔽，则至公无私，自无物我之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