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四年六月庚戌，太祖御奉天门，谓吏部尚书詹同曰：“论行事于目前，不若鉴之往古。卿儒者，宜知古先帝王为治之道，试为朕言之。”同对曰：“古先帝王之治，无过于唐虞、三代可以为法也。”太祖曰：“三代而上，治本于心；三代而下，治由于法。本于心者，道德仁义，其用为无穷；由乎法者，权谋术数，其用盖有时而穷。然为治者，违乎道德仁义，必入乎权谋术数。甚矣，择术不可不慎也。”
洪武十一年三月壬午，太祖谓礼部臣曰：“《周书》有言：人无于水鉴，当于民监。人君深居独处，能明见万里者，良由兼听广览，以达民情。胡元之世，政专中书，凡事必先关报，然后奏闻。其君又多昏蔽，是致民情不通，寻至大乱，深可为戒。大抵民情幽隐，猝难毕达。苟忽而不究，天下离合之机系焉，甚可畏也。所以古人通耳目于外，监得失于民，有见于此矣。尔礼部其定奏式，申明天下。”
洪武十二年三月己巳，太祖与礼部尚书朱梦炎论治民之道。太祖曰：“君之于民，犹心于百体，心得其养，不为淫邪所干，则百体皆顺令矣。苟无所养，为众邪所攻，则百病生焉。为君者能亲君子、远小人，朝夕纳诲，以辅其德，则政教修而恩泽布人，固有不言而信、不令而从者矣。若惑于憸壬，荒于酒色，必怠于政事，则君德乖而民心离矣，天下安得而治？”梦炎对曰：“陛下所谕甚切，实帝王为治之要。”
十一月己亥，太祖御奉天门视朝毕，顾谓翰林待制吴沉曰：“人主治天下，进贤纳谏，二者甚切要事也。”沉对曰：“诚如圣谕。但求之于古，能行者亦鲜。是以乱日常多，治日常少。”太祖曰：“使其真知贤者能兴其国，何有不好？真知谏者在于患己，何有不纳？唯其知之不真，是以于己难入。若诚能好贤，则不待招徕，而贤者自至；诚能纳谏，则不待旌赏，而谏者必来。”沉对曰：“陛下此言，诚国家兴治之要。”
洪武十三年六月庚申朔，太祖谓侍臣曰：“人主能清心寡欲，常不忘博施济众之意，庶几民被其泽。”侍臣对曰：“陛下此心，即天地之心也。惟人主之心无欲，故能明断万事。万事理，则天下生民受其福。”太祖曰：“人之不能明断者，诚以欲害之也。然明断亦不以急遽苛察为能。苟见有未至，反损人君之明。求之太过，则亏人君之量。”
洪武十四年十一月乙巳，苏州府民有上治安六策者。太祖览之，以示近臣曰：“此人有忠君爱国之心，但于理道未明耳。盖人主之心，当以爱物为主；治国之道，当以用贤为先。致治在得人，不专恃法。今此人首言用法，不知务矣。”
洪武十七年三月甲辰，太祖谕侍臣曰：“天下无难治，惟君臣同心一德，则庶事理而兆民安矣。唐虞三代之时，君臣同心一德，故能致雍熙太和之盛。后世庸主，治不师古，君臣之间动相猜疑，以致上下相隔，情意不孚。君有所为，而臣违之，臣有所论，而君拂之。如此欲臻至治，何可得也？朕今简用贤能，以任天下之政，思与卿等同心一德，协于政治，以康济斯民。卿等勉之，以副朕怀。”群臣皆顿首谢。
七月戊戌，太祖御东阁，翰林待诏朱善等侍。太祖曰：“人君能以天下之好恶为好恶，则公；以天下之智识为智识，则明。”又曰：“人之常情，多矜以能，多言人过。君子则不然。扬人之善，不矜己之善；贷人之过，不贷己之过。”又曰：“万事不可以耳目察，惟虚心以应之；万方不可以智力服，惟诚心以待之。”善等顿首称善。
八月丙寅朔，太祖谓廷臣曰：“治天下者，不尽人之财，使人有余财；不尽人之力，使人有余力。斯二者，人皆知之。至于不尽人之情，使人得以适其情，人或未知也。夫使人得以适其情者，不以吾之所欲而妨人之所欲。盖求竭吾之所欲者，所求必得而所禁必行。如此，则人有不堪。于是求有所不得，禁有所不止，则下之奉上者其情竭，而上之待下者其情疏矣。上下之情乖，而国欲治者，未之有也。”
十一月乙丑，太祖御东阁，从容谓侍臣曰：“责难之辞，人所难受，明君受之，为无难；谄谀之语，人所易从，昏主信之，为易入。朕观唐虞君臣赓歌责难之际，气象雍容，后世以谄谀相劝，如陈后主、江总辈污濊简策，贻讥千古，此诚可为戒。”右春坊右赞善董伦对曰：“诚如陛下所谕，惟明主则能慎择。”太祖曰：“责难不入于昏君，而谄谀难动于明主。人臣以道事君，惟在守之以正。若患得患失，则无所不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