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曰：“柳宗元言，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由此论之，则天下之治，始于里胥，终于天子。其灼然者矣。故自古及今，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又曰：“洪熙元年七月丙申，巡按四川监察御史何文渊言，太祖高皇帝今天下州县设立老人。必选年高有德众所信服者，使劝民为善。乡间争讼，亦使理断。下有益于民事，上有助于官司。比年所用，多非其人。或出自隶仆规避差科，县官不究年德如何，辄令充应。使得凭藉官府，妄张威福，肆虐闾阎。或遇上司官按临，巧进谗言，变乱黑白，挟制官吏。比有犯者，谨已按问如律。窃虑天下州县，类有此等，请加禁约。上命申明洪武旧制，有滥用匪人者，并州县官皆诸法。然自是里老之选轻，而权亦替矣。”又曰：“巡检即古之游徼也，洪武中尤重之。而特赐之敕，又定为考课之法。及江夏侯周德兴巡视福建，增置巡检司四十有五。自弘治以来，多行裁革。所存不及曩时之半。巡检裁则总督添矣。何者？巡检遏之于未萌，总督治之于已乱。”
杨万里作《选法论》，其上篇曰：“臣闻选法之弊，在于信吏而不信官。信吏而不信官，故吏部之权不在官而在吏。三尺之法，适足以为吏取富之源，而不足以为朝廷为官择人之具。所谓尚书侍郎二官者，据案执笔，闭目以书纸尾而已。且夫吏之犯法者必治，而受赇者必不赦。朝廷之意，岂真信吏而不信官者邪？非朝廷之意也。法也，意则信官也。法则未尝信官也，朝廷亦不自信也。天子不自信，则法之可否孰决之？决之吏而已矣。夫朝廷之立法，本以防吏之为奸。而其用法也则取于吏而为决，则是吏之言胜于法，而朝廷之权轻于吏也。其言至于胜法，而其权至重于朝廷。则吏部长贰，安得而不吏之奉哉。长贰非曰奉吏也。曰：“吾奉法也。”然而法不决之于官而决于吏，非奉吏而何。夫是之谓信吏而不信官。今有一事于此，法曰如是可，如是而不可。士大夫之有求于吏部，有持牌而请曰：“我应夫法之所可行。”而吏部之长贰亦曰可，宜其为可，无疑也。退而吏出寸纸以告之曰“不可”，既曰不可矣。宜其为不可，无改也。未几而又出寸纸以告之曰“可”。且夫可不可者，有一定之法。而用可不可之法者，无一定之论。何为其然也？吏也。士大夫之始至也，恃法之所可，亦恃吏部长贰之贤，而不谒之吏。故与长贰面可之。退而问之吏，吏曰：“法不可也。”长贰无以语，则亦曰然。士大夫于是不决之法，不请之长贰，而以市于吏。吏曰：“可也，而勿亟也。”伺长贰之遗忘，而画取其诺。昨夺而今与，朝然而夕不然。长贰不知也，朝廷不诃也。吏部之权，不归之吏而谁归。夫其所以至此，其始也有端，其积也有渐。而其成也，植根甚固而不可动摇矣。然则曷为端，其病在于忽大体、谨小法而已矣。吏者从其所谨者而中之，并与其所忽者而窃之。此其为不可破也。且朝廷何不思之。曰，吾之铨选，果止于谨小法而已。则一吏执笔而有余也，又焉用择天下之贤者，以为尚书侍郎也哉。则吾之所以任尚书侍郎者，殆不止于谨小法而已。是故莫若略小法而责大体，使知小法之有所可否。初无系于大体之利害，则吏部长贰得以出意而自决之。要以不失夫铨选之大体，而不害夫立法之大意而已。责大体而略小法，则不决于吏而吏之权渐轻，吏权渐轻，然后长贰之贤者，得以有为。而选法可以渐革也。其下篇曰：臣闻吏部之权，不异于宰相，亦不异于一吏。夫宰相之与一吏，不待智者而知其悬绝也。既曰吏部之权不异于宰相，又曰亦不异于一吏者何也？今夫进退朝廷之百官，贤者得以用而不肖者得以黜，此宰相之权也。注拟州县之百官，下至于簿尉而上至于守贰，此吏部之权也。朝廷之百官，自大科异等与夫进士甲科之首者，未有不由于吏部也，未有不由于吏部而官者。今日之簿尉，未必非他日之宰相。而况今日宰相之所进退者，台阁之所布列者，皆前日之升阶揖侍郎者也。故曰，吏部之权，不异于宰相。虽然，吏部之所谓注拟何也？始入官者，则得簿尉。自簿尉来者，则得令丞。推而上之，至于幕职，由是法也。又上之至于守贰，由是法也。其宜得者，则曰应格。其不宜得者，则曰不应格。曰应格矣，虽贪者疲忄壖者老耋者乳臭者愚无知者庸无能者，皆得之。得者不之愧，与者不之难也。曰不应格矣，虽真贤实能廉洁守志之士，皆不得也。不得者莫之怨，不与者莫之恤也。吏部者曰，彼不愧不怨，吾事毕矣。如募焉，书其役之高下而甲乙之，按其役之远近而劳逸之。呼一吏而阅之簿，尽矣。此县令之以止小民之争也。吏部注拟百官，而寄之以天下之民命，乃亦止于止争而已矣。故曰，亦不异于一吏。今吏部亦有所谓铨量者矣。揖之使书，以观其能书乎否也。召医而视之，以探其有疾与否也。赞之使拜，以试其视听之明暗，筋力之老壮也。曰铨量者，如是而已矣。而贤不肖愚智何别焉？昔晋用山涛为吏部尚书，而中外品员，多所启拔。宋以蔡廓为吏部尚书，廓先使人告宰相徐羡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职则拜，不然则否，羡之答云，黄散以下皆委廓。犹以为失职，遂不拜。盖古之吏部，虽黄门散骑，皆由吏部之较选。是当时之为吏部者，岂亦止取若今所谓应格者而为黄散哉，抑将止取今所谓铨量者而为黄散邪（《宋史·苏绅传》，上言古者自黄散而下，及隋之六品，唐之五品，皆吏部得专去留。今审官院流内铨，则古之吏部。三班院，古之兵部。不问官职之闲剧，才能之长短，惟以资历深浅为先后。有司但主簿籍而已，欲贤不肖有别，不可得也）。臣愿朝廷稍增重尚书之权，使之得以察百官之能否而与夺之。如丞簿以下官小而任轻者，固未能人人而察之也。至于县宰之寄以百里之民者，守贰之寄以一郡之民者，岂不重哉。且天下几州，一州几县。一岁之中，居者待者之外，到部而注拟县宰者几人，守贰又几人，则亦不过三数百而已。以一岁三数百之守贰县宰，而散之于三百六旬之日月，则一日之注拟者，绝多补寡，亦无几尔。一岁之间，而不能察三数百人之能否，则其为尚书者，亦偶人而已矣。月计之而不粗，岁计之而不精，则其州县之得人，岂不十而五六哉。虽不五六，岂不十而三四哉。以此较彼，不犹愈乎？或曰，尚书之权重，则将得以行其私，奈何？是不然。昔陆贽请令台省长官各举其属，而德宗疑诸司所主，皆有情故，或受赂者。贽谏之曰，陛下择相，亦不出台省长官之中。岂有为长官则不能举一二属吏，居宰相则可择千百具僚。其要在于精择长吏。贽之说尽矣。今朝廷百官，孰非宰相进拟者，而不疑也。至于吏部长贰之注拟，而独疑其私乎？精择尚书，而假之以与夺之权，使得精择守贰县宰，而无专拘之以文法。庶乎天下不才之吏可以汰，而天下之治，犹可以复起也与。
绍兴三十二年，吏部侍郎浚景夏言，国家设铨选以听群吏之治，其掌于七司，著在令甲，所守者法也。今升降于胥吏之手，有所谓例焉。长贰有迁改，郎曹有替移，来者不可复知，去者不能尽告，索例而不获。虽有强明健敏之才，不复致议。引例而不当，虽有至公尽理之事，不复可伸。货赂公行，奸弊滋甚。尝观汉之公府有辞讼比，尚书有决事比，比之为言，犹今之例。今吏部七司，宜置例册。凡经申请，或堂白，或取旨者。每一事已，命郎官以次拟定，而长贰书之于册，永以为例。每半岁，上于尚书省，仍关御史台。如此则巧吏无所施，而铨叙平允矣。淳熙元年，参知政事龚茂良言，法者，公天下而为之者也。例者，因人而立，以坏天下之公者也。昔之患在于用例破法，今之患在于因例立法。自例行而法废矣。故谚称吏部为例部。是则铨政之害，在宋时即已患之，而今日尤甚。所以然者，法可知而例不可知，吏胥得操其两可之权。以市于下，世世相传。而虽以朝廷之力，不能拔而去之。甚哉例之为害也，又岂独吏部然哉。
寇莱公为相，章圣尝语两府，欲择一人为马部军指挥使。公方议其事，吏有以文籍进者，公问何书，对曰：“例簿也。”公曰：“朝廷欲用一衙官，尚须检例耶，安用我辈。坏国政者，正由此尔。”司马温公与吕惠卿论新法于上前，温公曰：“三司使掌天下财，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两府侵其事。今为制置三司条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则胥吏足矣。今为看详中书条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对。
因河以为漕者禹也，壅河以为漕者明人也。故古曰河渠，今曰河防。
魏明帝遣司马懿征辽东，其时自雒阳出军，不过三千余里。而帝问往还几日，懿对以往百日，攻百日，还百日，以六十日为休息，如此一年足矣。此犹是古人师行日三十里之遗意。夏侯渊为将，赴急疾，常出敌之不意。军中为之语曰，典军校尉夏侯渊，三日五百，六日一千，此可偶用之于二三百里之近。不然，百里而走利者蹶上将，固兵家所忌也。
明初三场之制，虽有先后，而无轻重。乃士子之精力，多专于一经，略于考古。主司阅卷，复护初场所中之卷，而不深求其二三场。夫昔之所谓三场，非下帷十年，读书千卷，不能有此三场也。今则务于捷得，不过于四书一经之中，拟题一二百道。窃取他人之文记之，入场之日，钞誊一过，便可侥幸中式。而本经之全文，有不读者矣。率天下而为欲速成之童子，学问由此而衰，心术由此而坏。宋嘉中，知谏院欧阳修上书，今之举人，以二千人为率。请宽其日限，而先试以策而考之。择其文辞鄙恶者，文意颠倒重杂者，不识题者，不知故实，略而不对所问者，误引事迹者，虽能成文而理识乖诞者，杂犯旧格不考式者，凡此七等之人，先去之，计二千人可去五六百。以其留者，次试以论，又如前法而考之，又可去其二三百。其留而试诗赋者，不过千人矣。于千人而选五百，少而易考，不至劳昏。考而精当，则尽善矣。纵使考之不精，亦当不至太滥。盖其节抄剽盗之人，皆以先策论去之矣。比及诗赋，皆是已经策论、粗有学问、理识不至乖诞之人，纵使诗赋不工，亦可以中选矣。如此，可使童年新学全不晓事之人，无由而进。今不能复两汉举士之法，不得已而以言取人，则文忠之论，亦似可取。盖救今日之弊，莫急乎去节抄剽盗之人。而七等在所先去，则暗劣之徒无所侥幸，而至者渐少，科场亦自此而清也。
宋孝宗淳熙十一年十月，太常博士倪思言，举人轻视史学，今之论史者，独取汉唐混一之事。三国六朝五代，以为非盛世而耻谈之。然其进取之得失，守御之当否，筹策之疏密，区处兵民之方，形势成败之迹，俾加讨究，有补国家。请谕春官，凡课试命题，杂出诸史，无所拘忌。考核之际，稍以论策为重。毋止以初场定去留，从之。
黄宗羲曰，古之取士也宽，其用士也严。今之取士也严，其用士也宽。古者乡举里选，士之有贤能者，不患于不知。降而唐宋，其科目不一。士不得与于此，尚可转而从事于彼，是其取之之宽也。王制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升之学，曰俊士。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升之司马，曰进士。司马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唐之士，及第者未便解褐入仕，吏部又复试之。宋虽登第入仕，然亦止簿尉令录，榜首才得丞判，是其用之之严也。宽于取则无遗才，严于用则无幸进。今也不然，其取士止有科举一涂，虽使豪杰之士，若屈原、董仲舒、司马相如、扬雄之徒，舍是亦无繇而进。取之不谓严乎哉。一日苟得，上之列于侍从，下亦置之郡县。即其黜落，而为乡贡者，终身不复取解，授之以官。用之又何其宽也。严于取，则豪杰之老死邱壑者多矣。宽其用，此在位者多不得其人也。流俗之人，徒见二百年以来之功名气节，一二出于其中，遂以为科法已善，不必他求。不知科第之内，即聚此十百万人，不应功名气节之士，独不得入。则是功名气节之士之得科第，非科第之能得功名气节之士也。假使探筹较其长短而取之，行之数百年，则功名气节之士，亦自有出于探筹之中者，宁可谓探筹为取士之善法邪。究竟功名气节人物，不及汉唐远甚，徒使庸妄之辈充塞天下。岂天之不生才哉，则取之之法非也。我故宽取士之涂。有科举，有荐举，有太学，有任子，有郡县佐（其法以诸生掌六曹），有辟召，有绝学，有上书，而用之之严附见焉。
《文献通考·序》曰，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所得私也。秦废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以上，田产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废井田，而始捐田产以予百姓矣。秦于其当与者取之，所当取者与之。然所袭既久，反古实难。欲复封建，是自割裂其土宇以启纷争。欲复井田，是强夺民之田亩以召怨读。书生之论，所以不可行也。随田之在民者，税之而不复问其多寡，始于商鞅。随民之有田者，税之而不复视其丁中，始于杨炎。三代井田之良法坏于鞅，唐租庸调之良法坏于炎。二人之事，君子所羞称。而后之为国者，莫不一遵其法，一或变之，则反至于烦扰无稽。而国与民，俱受其病。则以古今异宜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