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在明朝时称为“壕境”，有时也作“濠境”，其实原名是“蠔境”。大家都知道“生蠔”是壮阳美味，“蠔镜”本指蠔壳一处滑润部分，因其平滑如镜，称为“蠔镜”。而壕镜澳，正是因为当地地形似“蠔镜”而得名，明人有时也称之为“香山澳”。此地之所以又被称作“澳门”，是因为，“澳者，泊口也”，此澳有南台北台，“台者，山也”，两山相对，峙立如门，所以称为“澳门”。但是，澳门英译为“Macao”，葡译为“Macan”，白话为“马交”（音为“马考”），这又是如何而来呢。原来，葡萄牙人初入澳门，见有大庙，当地人称“妈阁”，即妈祖庙。“妈阁”一词由“娘妈角”庙转音而成，葡人本来是问地名，当地人以为是问庙名，便以白话答说是“妈阁”，葡人就认定此地叫“Macan”。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有一伙葡萄牙人在澳门靠泊，佯称是外国贡使，由于海水打湿上贡物品，希望当地官员允许他们上岸晾晒。当时在澳门有话事权的是明朝海道副使汪柏，他收受异宝贿银后，就答应了这些人的请求。
由此，葡萄牙人在此上岸，先是搭帆布帐蓬，逐渐得寸进尺，运砖搬瓦，聚屋成落，慢慢扩大规模。临时帐蓬，逐渐成为永久居所。
其实，当时汪柏正是奉命剿海贼驻军于附近，他明明知道这伙人就是朝廷最最痛恨的“佛郎机”，但受人钱财要办事，便告诫他们千万别称自己是“佛郎机”。只要有利可图，自己称作“大狗鸡”也可以，葡萄牙人当然一口应承，当时他们真的还挺低调。
不久，这些贼洋人又把中国人同伙何亚八一伙人出卖，向明军通风报信，使得汪柏一举镇压了何亚八海盗组织。为此，汪柏更觉自己离间分化得计，下令完全允许葡萄牙人留住当地。另外一方面，这些葡国人能进献嘉靖帝拜道所用的龙涎香，平时还按照规矩缴纳税银，皆使明朝地方当局认定他们“有用”。特别该道的，葡人个个都是行贿高手，洋烟洋酒洋美人加上海外奇珍异宝不停往当地官员衙门里送，明朝地方官员们不能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得便宜卖乖，从十六世纪的葡萄牙人平托开始，一直到十八世纪的冯秉正（peredemailla）等人，均牛逼说澳门是中国政府为了奖励葡萄牙人帮助驱除海盗而送给葡萄牙人的。后来，居心叵测的日本学者藤田丰八（应该叫藤田王八才好），假装研究钩沉一番，宣布说确实葡萄牙人帮助中国政府镇压了“张四老”海盗。但是，遍查中国史籍，根本没有“张四老”这个人。瑞典的龙思泰(Ljungstedt)更可笑，他“考证”说“张四老”就是郑芝龙，完全驴唇不对马嘴，年代和人名完全搞混。
但是，所谓的葡萄牙人帮助打海盗，也非捕风捉影。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拓林澳一带的明军水兵兵变，危协到广州城的安全。在澳门的葡萄牙人丑表功，主动请缨，向明政府地方官员要求派他们当“先锋”，攻打叛卒。当时在两广当总兵的是名将俞大猷，他以招抚为名，出其不意，很快就把水兵叛乱镇压下去。也甭说，葡萄牙人落井下石。明军对虎门附近三门海上停泊的九艘叛兵船发动攻击，葡人商船一旁发炮“声援”，摇旗呐喊，起到了“吓唬”作用，事后，他们大肆张扬，向俞大猷“报功”。
俞大猷事前，为了纠集各方力量平叛，答应过“功成重赏其夷目”，但绝非是官方宣布，而是私下允诺对澳门的葡萄牙商船主要头目一年内免予抽税。葡人自恃有功，不仅头目不交税，阿猫阿狗都不交税，最后激恼了当地的海道副使莫吉亨，把澳门出入海路堵截，不得船只出入。见捅出大漏子，葡人又不敢和明军真干，只能服软，“自愿输税，倍于往昔。”
俞大猷方面，其实早就把澳门葡萄牙人视为眼中钉，他认为“用官兵以制夷商，用夷商以制叛兵，在主将之巧能使之耳。”同时，他对地方官姑息葡萄牙人盖屋成村占据一方的作法十分反感，已经准备集兵驱除，但不久他受明廷中有人陷害失官，此举未果。
葡萄牙人想趁热打铁，以协剿有功为名，派使臣想去北京。这次他们自称是“蒲丽都家”国（葡萄牙音译），说是已经“兼并”了满剌加，现在代替满剌加入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