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临朝武氏者，性非和顺，地实寒微”；
——“秽乱春宫，潜隐先帝之私，阴图后房之嬖”；
——“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
话语十分尖酸刻薄，但也并不全是诬陷不实之词，武则天的品德操守与私生活确有不少令人非议之处。最受人非议的是“狐媚偏能惑主”——她成为唐太宗、唐高宗父子两代皇帝的妻子。贞观十一年，十四岁的武则天成为唐太宗的才人（嫔妃）。唐太宗死，她依照惯例到感业寺削发为尼，本应与世隔绝度过余生。不料，她早已为唐高宗看中，即位不久，就召入宫中，成为他的昭仪（嫔妃）。一个女人能够成为父子两代皇帝的妻子，在中国历史上恐怕绝无仅有，如果没有“狐媚偏能惑主”的本领，断然难以做到。此人不但狐媚，而且诡计多端，在与王皇后、萧淑妃的争宠斗争中，深得唐高宗宠信，尽管老臣长孙无忌、褚遂良极力反对，高宗还是册封她为皇后。
当上了皇后，高宗鉴于健康原因委托她处理朝政，于是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武则天对于大权在握的“二圣”地位并不满足，他的目标是要当皇帝。高宗想禅位给太子李弘（武则天所生长子），武则天不顾母子之情，用毒酒杀死李弘，改立次子李贤为太子。由于李贤有才干又有文采，在士人中声望很高，武则天恐怕难于控制，就找个借口把他废为庶人，改立三子李显为太子。高宗死，李显即位（即唐中宗），武则天以皇太后的名义临朝称制，第二年就废掉中宗，另立她所生的四子李旦为唐睿宗。武则天以“革命”、“维新”为旗号，借助佛教宣扬她受命于天，唆使一批人上表“劝进”。690年，武则天正式宣布废掉唐睿宗，改唐朝为周朝，自称圣神皇帝，终于使自己成为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女皇。问题不在于女人做皇帝，而在于她为此采用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无怪乎《旧唐书·则天皇后纪》的评语，对她没有一句好话，什么“观夫武氏称制之年，英才接轸，靡不痛心”；“吾君之子，俄至无辜被陷，引颈就诛”；“武后夺嫡之谋也，振喉绝襁褓之儿，葅醢碎椒涂之骨，其不道也甚矣”。
当代的历史学家却显得较为宽容。西方学者如此评价：武则天摧毁了她的主要反对派老贵族，为此她把首都东迁至洛阳，并从东部地区选用官吏，以制衡与李唐宗室休戚相关的西北士族的力量。她颁布《大云经》，预言女皇是弥勒佛转世，为她的皇位寻找合法依据。她虽然残忍，却是一位性格坚强能力卓异的统治者。中国学者则充分肯定武则天执政时期的积极贡献，给她以全面的评价。她虽然一度篡夺了唐朝政权改为周朝，但贞观之治仍得以延续，社会经济是向上发展的。她的最大贡献在于，顺应历史潮流，打击士族垄断政治的局面，把政权向一般庶人开放。
从李世民到武则天，唐朝的政治格局已经明朗化，尽管依然是贵族政治，但是东晋南朝的门阀士族的特权逐渐丧失，社会上重视门第郡望的倾向受到了遏制，在实际政治运作中，更加重视功臣良将，重视功名事业，显现出一种新的气象。
盛唐气象：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
唐人既不是魏晋以前汉人的简单延续，也不是胡族单向地融入汉族，而是汉胡互化产生的民族共同体。这个民族共同体在唐朝近三百年中，又继续不断地与域外、周边的胡人，以及来唐的外国人融为一体，不断汲取新鲜血液，因而更加生机勃勃，充满活力，以气吞日月的磅礴声势，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刻意求新的独创精神，缔造出中华文明史上光彩夺目的一页。
唐朝前期充满了文化宽容气概，跨越国界的贸易远远超过了汉朝的盛况，与周边或远方国家的文化交流也跃上了新高度，表现出对外来文明异乎寻常的欢迎与接纳。唐文化特别是盛唐文化的繁荣昌盛，仰赖于一种积极的文化政策——立足于我、夷为我用，这是必须以充分的自信心为底蕴的。伊佩霞《剑桥插图中国史》指出：“与20世纪前中国历史上任何其他时代相比（除了20世纪），初唐和中唐时的中国人自信心最强，最愿意接受不同的新鲜事物。或许是因为来自异邦的世界性宗教使中国同波斯以东的所有其他亚洲国家建立了联系，或许是因为当时很多士族豪门为胡人后裔，或许是因为中国有强大的军事力量镇守丝绸之路，保证了商旅畅通无阻……总之，这个时期的中国人非常愿意向世界敞开自己，希望得到其他国家优秀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