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与《道德经》、道家
老子即老聃，姓李名耳，楚国人。他曾经担任周朝的史官——“守藏室之史”，负责管理藏书，因此见闻广博，熟悉典章制度。据说孔子还屈尊向他请教“周礼”，可见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由于对周朝丧失信心，对世事感到厌倦，便西行出关，到西部山中寻求清静解脱。
他应关令尹之请，把他的思想写成《道德经》（即《老子》）。这篇文字简略含义晦涩的文章，充满了神秘的色彩。开篇第一句话就令人费解：“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凡是可以言说出来的道，不是亘古不变的道；凡是可以标注出来的名，不是亘古不变的名。他不但把“道”说得尽善尽美，而且把远古先民的原始生活理想化。他认为，用结绳记事而不是用文字，那种极乐无知的生活远比现在美好。他针对当时社会变革的“有为”，鼓吹“无为”，即无所作为。他认为任何社会进步都会招致祸乱，生产发展会增长人们的贪欲，而贪欲是争斗的根源；文化提高会增长人们的智慧，而智慧是争斗的工具。因此他主张回到没有文明的时代，回到浑浑噩噩的“小国寡民”世界，回到“老死不相往来”的“无为”状态。这显然是一种对现实绝望的复古主义。
胡适1954年在台湾大学演讲，认为老子提倡的是“无政府主义”。他说，老子主张“天道”，就是“无为而无不为”。老子认为用不着政府；如其有政府，最好是无为、放任、不干涉，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政治理想；有政府等于没有政府；如果非要有政府不可，就是无为而治。显然，老子对于当时的政府很不满意，所以说了这样的话：“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意思是说，人民之所以饥饿，是因为政府征税太多，所以饥饿；人民之所以难统治，是因为政府太想有所作为，所以难统治。
令人惊叹的是，这种消极无为的思想，用一种充满哲学思辨的方式陈述出来，闪烁着炫目的火花。他指出，世上的万事万物都是对立统一的，如正与奇、福与祸、刚与柔、强与弱、多与少、上与下、先与后、实与虚、智与愚、巧与拙。矛盾的双方是对立的，也是可以互相转化的，这就是所谓“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也就是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西方哲学的热门话题：“世界从何而来？”老子的《道德经》有这样精彩的解答：“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在老子看来，“无”比“有”更加根本，“无”是天下万物的根源，“无”就是他反复论述的“道”。
老子说：“有物浑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有一种在天地之前生成的东西，它寂然不动，寥然空虚；它独一无二，自古至今不改变，流行于万物而不倦怠；它产生天下一切，可以做天下一切之母。这就是“道”。被他阐述得如此深奥莫测的“道”，给中国传统文化带来深远影响，因此后人把他创立的学派称为道家。
比老子晚200年的庄子，发挥老子的思想，后人并称他们为“老庄”，成为道家的二巨头。庄子，名周，在宋国做过漆园吏，拒绝楚庄王的聘请，过着隐居生活。他把老子的深奥哲理用生动的寓言表述出来，率性、适己、汪洋恣肆。他认为，“道”是宇宙万物之源，世上本无事物，由道派生出天地、帝王，派生出一切事物，以及它们的真伪是非。“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世俗的见解，如儒家、墨家所宣扬的是非，都只是相对的是非，相对的是非不能作为绝对判断的标准。“道”是变幻不定的，分什么彼此，分什么是非？不如浑浑沌沌，一切听其自然。这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消极思想，主张无己、无名、无功，甚至忘记自身的存在，达到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的境界，也就是“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无差别境界”。
具体到对于历史的看法，庄子和老子一样，都有一种今不如昔的史观。庄子说：黄帝治理天下，“使民心一”；尧治理天下，“使民心亲”；舜治理天下，“使民心竞”；禹治理天下，“使民心变”，结果导致“天下大骇”。在他看来，夏禹时代显然比不上黄帝时代，也比不上尧舜时代。
不过庄子自有他的魅力，道家学说的相对性、神秘性，在他那里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最让人津津乐道的例子是，庄子梦为蝴蝶，醒来后，竟然不知自己是梦为蝴蝶的庄子，还是梦为庄子的蝴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