潞王出降
大清顺治二年（乙酉）五月，豫王既定南都，分兵入浙；大帅，贝勒博洛也。时潞藩避杭州；六月，杭人拥戴之。贝勒以书招王，王度力不能拒，又不忍残民，遂身诣营，请勿杀害人民；贝勒许之，遂按兵入杭，市不易肆。后潞王北行，与宏光、王之明俱凶问。
附记:“编年”云:‘兵至杭州,原任行人陆培缢死,某县知县梁于涘亦死’(一载自死)。
祁彪佳赴池水
贝勒既驻杭，遂散布官吏至浙东招抚，且令薙发；召乡绅谒见。原任苏松巡抚祁彪佳赴池水死。
祁公讳彪佳，字幼文，号世培；绍兴山阴人。父承{火业}，知长洲县，有惠政。公年十七，举于乡。天启二年壬戌进士；授兴化府推官。郡兵以稽饷哗于藩司，公挺身往谕，刻期给饷；皆敛手不敢动。复令自推为首者，缚送藩司治之；众皆帖服。
崇祯四年，考满福建道御史。五年冬，上疏言：‘凡大小文武、内外诸臣，皆使之各安其位，而后有以各尽其心；若越俎而问庖，即旷官而怠事。迩来六卿、九列之长，诘责时闻、引罪日见，因而有急遽周章，救过不遑之象。窃恐当事诸臣怵于严旨，冀以迎合揣摩，善保名位；则未得振励之效，反滋悠忽之图。臣所虑于大臣者，此也。人才有限，中下参半；非藉上感发其忠义，则无以鼓舞其功名。今司道有司，或“钦案”之累由人、或钱谷之输未至，降级住俸十居二、三。臣子精神、才具，必其稍有余地而后可以展布；若追于功令，必至苟且支吾，急切赴名之心，不胜其掩罪匿瑕之念。臣所虑于群臣者，此也。皇上闻鼙，而思将帅之臣；倘得真英雄，即推毂设坛，夫岂为过。但肮脏负俗，决不肯俯仰司马之门；若必依序循资，则虽冒滥之窦可清，似亦奖拔之术未尽。臣所虑于武臣者，此也。皇上深惩惰窳，特遣内臣；然必搜剔出于不意，奸弊乃可无遗。若抚、按之事，多令监视会同；则恐同□同功，反使互蒙互蔽。开水火之端，其患显；启交纳之渐，其患深。臣所虑于内臣者，此也’。时以为谠论。
寻巡抚苏、松诸府，所至省驺从，延问父老尽得其利病。豪右兼并，细民皆得控陈；一时权贵为之侧目。吴中无赖自署天罡党，凌轹小民；官治以法，则摊赃无辜，人益畏之。公至，捕其尤者四人，立磔于市。由是，群奸股栗。他若征解法、捐赎锾，为长洲置广役田，清吴县隐租以备荒、无锡役米以惠鲜，借华亭义米置上海役田。时粟贵，率二石得一亩；计三年子粒，即偿华亭之数。平漕兑，岁省四郡耗羡十余万金。吴人至今德之。
十五年，大清兵深入逼淮，道路阻绝。起公掌河南道；微服冒险，间行达京师。明年，佐大计；一主虚公，无敢以一钱及门者。会上命台省迁转，必历藩臬以考其才；面折选郎于朝，因疏列其事。于是御史蒋拱宸等群起攻之，事遂已；而公竟改南京畿道。
十七年甲申五月，公与史可法等决计定策；以公旧有威德于吴，命奉敕安抚。寻晋大理寺丞，即留为巡抚。首募技勇，设标营五营，各五百人；缘江要害，增置屯堡。公受事六阅月，开馆礼士、设笥受言，日夕拮据。又上疏，请除诏狱、缉事、廷杖诸弊政；为朝廷所忌，遂谢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