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正月，诏徐、宿、泗、耀、江、郑、淮阳七州军采磬石，仍令诸路转运司访民间有藏古尺律者上之。二月，诏两制及礼官参稽典制，议定国朝大乐名，中书门下审加详阅以闻。初，胡瑗请太祖庙舞用干戚，太宗庙兼用干、羽，真宗庙用羽、龠，以象三圣功德。然议者谓国朝七庙之舞，名虽不同，而干、羽并用，又庙制与古异。及瑗建言，止降诏定乐名而已。
七月，尧臣等言："按太常天地、宗庙、四时之祀，乐章凡八十九曲，自《景安》而下七十五章，率以'安'名曲，岂特本道德、政教嘉靖之美，亦缘神灵、祖考安乐之故。臣等谨上议，国朝乐宜名《大安》。"诏曰："朕惟古先格王随代之乐，亦既制作，必有称谓，缘名以讨义，由义以知德，盖名者，德之所载，有行远垂久之效焉。故《韶》以绍尧，《夏》以承舜，《濩》以救民，《武》以象伐，传之不朽，用此道也。国家举坠正失，典章交备，独斯体大而有司莫敢易言之。朕悯然念兹，大惧列圣之休未能昭揭于天下之听，是用申敕执事，还求博讲而考定其衷。今礼官、学士迨三有事之臣，同寅一辞，以《大安》之议来复。且谓：艺祖之戡暴乱也，安天下之未安，其功大；二宗之致太平也，安天下之既安，其盛；洎朕之承烈也，安祖宗之所安，其仁厚。祇览所议，熟复于怀。恭惟神德之造基，神功之戢武，章圣恢清净之治，冲人蒙成定之业，虽因世之迹各异，而靖民之道同归。以之播钟球、文羽籥、用诸郊庙、告于神明，曰'大'且'安'，诚得其正。"
十二月，召两府及侍臣观新乐于紫宸殿，凡镈钟十二：黄钟高二尺二寸半，广一尺二寸，鼓六，钲四，舞六，甬、衡并旋虫高八寸四分，遂径一寸二分，深一寸一厘，篆带每面纵者四，横者四，枚景挟鼓与舞，四处各有九，每面共三十六，两栾间一尺四寸，容九斗九升五合，重一百六斤；大吕以下十一钟并与黄钟同制，而两栾间递减半分；至应钟容九斗三升五合，而其重加至应钟重一百四十八斤；并中新律本律。特磬十二：黄钟、大吕股长二尺，博一尺，鼓三尺，博六寸九分寸之六，弦三尺七寸五分；太簇以下股长尺八寸，博九寸，鼓二尺七寸，博六寸，弦三尺三寸七分半，其声各中本律。黄钟厚二寸一分，大吕以下递加其厚，至应钟厚三寸五分。诏以其图送中书。议者以为《周礼》："大钟十分其鼓间，以其一为之厚；小钟十分其钲间，以其一为之厚。"则是大钟宜厚，小钟宜薄。今大钟重一百六斤，小钟乃重一百四十八斤，则小钟厚，非也。又："磬氏为磬，倨句一矩有半，博为一，股为二，鼓为三。叁分其股博，去其一以为鼓博；三分其鼓博，以其一为之厚。"今磬无博厚、无长短，亦非也。
五年四月，命参知政事刘沆、梁适监议大乐。是月，知制诰王洙奏："黄钟为宫最尊者，但声有尊卑耳，不必在其形体也。言钟磬依律数为大小之制者，经典无正文，惟郑康成立意言之，亦自云假设之法。孔颖达作疏，因而述之。据历代史籍，亦无钟磬依律数大小之说，其康成、颖达等即非身曾制作乐器。至如言'磬前长三律，二尺七寸；后长二律，一尺八寸，是磬有大小之制'者，据此以黄钟为律。臣曾依此法造黄钟特磬者，止得林钟律声。若随律长短为钟磬大小之制，则黄钟长二尺二寸半，减至应钟，则形制大小比黄钟才四分之一。又九月、十月以无射、应钟为宫，即黄钟、大吕反为商声，宫小而商大，是君弱臣强之象。今参酌其镈钟、特磬制度，欲且各依律数，算定长短、大小、容受之数，仍以皇祐中黍尺为法，铸大吕、应钟钟磬各一，即见形制、声韵所归。"奏可。
五月，翰林学士承旨王拱辰言："奉诏详定大乐，比臣至局，钟磬已成。窃缘律有长短，磬有大小，黄钟九寸最长，其气阳，其象土，其正声为宫，为诸律之首，盖君德之象，不可并也。今十二钟磬，一以黄钟为率，与古为异。臣等亦尝询逸、瑗等，皆言'依律大小，则声不能谐。'故臣窃有疑，请下详定大乐所，更稽古义参定之。"是月，知谏院李兑言："曩者紫宸殿阅太常新乐，议者以钟之形制未中律度，遂斥而不用，复诏近臣详定。窃闻崇文院聚议，而王拱辰欲更前史之义，王洙不从，议论喧啧。夫乐之道广大微妙，非知音入神，岂可轻议？西汉去圣尚近，有制氏世典大乐，但能纪其铿锵，而不能言其义。况今又千余年，而欲求三代之音，不亦难乎？且阮逸罪废之人，安能通圣明述作之事？务为异说，欲规恩赏。朝廷制乐数年，当国财匮乏之时，烦费甚广。器既成矣，又欲改为，虽命两府大臣监议，然未能裁定其当。请以新成钟磬与祖宗旧乐参校其声，但取谐和近雅者合用之。"
六月，帝御紫宸殿，奏太常新定《大安》之乐，召辅臣至省府、馆阁预观焉，赐详定官器币有差。八月，诏："南郊姑用旧乐，其新定《大安》之乐，常祀及朝会用之。"翰林学士胡宿上言："自古无并用二乐之理，今旧乐高，新乐下，相去一律，难并用。且新乐未施郊庙，先用之朝会，非先王荐上帝、配祖考之意。"帝以为然。九月，御崇政殿，召近臣、宗室、台谏、省府推判官观新乐并新作晋鼓。乃以瑗为大理寺丞，逸复尚书屯田员外郎，保信领荣州防御使，入内东头供奉官贾宣吉为内殿承制，并以制钟律成，特迁之。
至和元年，言者多以阴阳不和由大乐未定。帝曰："乐之不合于古久矣。水旱之来，系时政得失，岂特乐所召哉？"二年，潭州上浏阳县所得古钟，送太常。初，李照斥王朴乐音高，乃作新乐，下其声。太常歌工病其太浊，歌不成声，私赂铸工，使减铜齐，而声稍清，歌乃协。然照卒莫之辨。又朴所制编钟皆侧垂，照、瑗皆非之。及照将铸钟，给铜于铸泻务，得古编钟一，工人不敢毁，乃藏于太常。钟不知何代所作，其铭云："粤朕皇祖宝和钟，粤斯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叩其声，与朴钟夷则清声合，而其形侧垂。瑗后改铸，正其钮，使下垂，叩之弇，郁而不扬。其镈钟又长甬而震掉，声不和。著作佐郎刘羲叟谓人曰："此与周景王无射钟无异，上将有眩惑之疾。"嘉祐元年正月，帝御大庆殿受朝，前一夕，殿庭设仗卫、既具而大雨雪，至压宫架折，帝于禁中跣而告天，遂暴感风眩，人以羲叟之言为验。八月，御制恭谢乐章。是月，诏恭谢用旧乐。
四年九月，御制祫享乐舞名：僖祖奏《大基》，顺祖奏《大祚》，翼祖奏《大熙》，宣祖奏《大光》，太祖奏《大统》，太宗奏《大昌》，真宗奏《大治》，孝惠皇后奏《淑安》，孝章皇后奏《静安》，淑德皇后奏《柔安》，章怀皇后奏《和安》，迎神、送神奏《怀安》，皇帝升降奏《肃安》，奠瓒奏《顾安》，奉俎、彻豆奏《充安》，饮福奏《禧安》，亚献、终献奏《祐安》，退文舞、迎武舞奏《显安》，皇帝归大次奏《定安》，登楼礼成奏《圣安》，驾回奏《采茨》；文舞曰《化成治定》，武舞曰《崇功昭德》。帝自制迎神、送神乐章，诏宰臣富弼等撰《大祚》至《采茨》曲词十八。七年八月，御制明堂迎神乐章，皆肄于太常。
翰林学士王珪言："昔之作乐，以五声播于八音，调和谐合而与治道通，先王用于天地、宗庙、社稷，事于山川鬼神，使鸟兽尽感，况于人乎？然则乐虽盛而音亏，未知其所以为乐也。今郊庙升歌之乐，有金、石、丝、竹、匏、土、革而无木音。夫所谓柷敔者，圣人用以著乐之始终，顾岂容有缺耶？且乐莫隆于《韶》，《书》曰'戛击'，是柷、敔之用。既云下而击鼗，知鸣球与柷敔之在堂，故《传》曰：'堂上堂下，各有柷敔也'。今陛下躬祠明堂，宜诏有司考乐之失而合八音之和。"于是下礼官议，而堂上始置柷敔。
又秘阁校理裴煜奏："大祠与国忌同者，有司援旧制，礼乐备而不作。忌日必哀，志有所至，其不有乐，宜也。然乐所以降格神祇非以适一己之私也。谨案开元中礼部建言，忌日享庙应用乐。裴宽立议，庙尊忌卑则作乐，庙卑忌尊则备而不奏。中书令张说以宽议为是。宗庙如此，则天地、日月、社稷之祠用乐明矣。臣以为凡大祠天地、日月、社稷与忌日同者，伏请用乐，其在庙则如宽之议。所冀略轻存重，不失其称。"下其章礼官，议曰"《传》称祭天以禋为歆神之始，以血为陈馔之始；祭地以埋为歆神之始，以血为陈馔之始。宗庙以灌为歆神之始，以腥为陈饶之始。然则天地、宗庙皆以乐为致神之始，故曰大祭有三始，谓此也。天地之间虚豁而不见其形者，阳也。鬼神居天地之间，不可以人道接也。声属于阳，故乐之音声号呼召于天地之间，庶几神明闻之，因而来格，故祭必求诸阳。商人之祭，先奏乐以求神，先求于阳也；次灌地求神于阴，达于渊泉也。周人尚臭，四时之祭，先灌地以求神，先求诸阴也。然则天神、地祇、人鬼之祀不可去乐明矣。今七庙连室，难分庙忌之尊卑，欲依唐制及国朝故事：庙祭与忌同日，并县而不作；其与别庙诸后忌同者，作之；若祠天地、日月、九宫、太一及蜡百神，并请作乐；社稷以下诸祠既卑于庙，则乐可不作。"翰林学士王珪等以为："社稷，国之所尊，其祠日若与别庙诸后忌同者，伏请亦不去乐。"诏可。